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1)

值得指出的是,曹丕說“氣之清濁有體”,把人的“氣”分成“清”與“濁”,這種說法容易引起誤解,以為“清”氣是好的,“濁”氣是不好的,實際上,氣無所謂好與不好。劉勰把曹丕的“清濁”之分,改為剛柔之分(“氣有剛柔”,見《體性》篇),就彌補了曹丕用詞上的缺憾。劉勰為什麽贊美《古詩十九首》“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稱許“張衡怨詩,清典可味”,肯定建安詩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為什麽批評當時的一些詩人“儷采百句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呢?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前者所抒發之誌是有“血氣”之誌,後者所抒發之誌則是缺乏“血氣”之誌。“氣以實誌”是很重要的。

 

關於“誌足”。《議對》篇:“對策所選,實屬通才,誌足文遠,不其鮮歟。”又,《征聖》篇:“然則誌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這兩篇雖然不是說詩,但“誌足文遠”和“誌足言文”的意思,仍然是可以用來說明詩之“誌”的特征。“足”,充足,充實,用現今的話說是有力度。所以“誌足”關係到“誌”的強力度,它要求的是詩的“誌”充實飽滿。只有“誌”充實飽滿,文辭才能巧麗致遠。所以“誌”是不是“足”,關係到詩的辭采與意味深遠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關於“誌深”。《時序》篇:“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慨而多氣也。”這里是對“建安風骨”的著名概括。其中提出“誌深而筆長”,意思是說詩人情志深沈,其筆墨才能有悠遠的含義。詩人的“誌”如何才能“深”,重要的是對生活要有刻骨銘心的體驗。建安時期,社會正處多事之秋,所謂“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詩人在這環境中,往往遭遇不平,體驗深沈而強烈,這樣從筆下流露出來的情志被自己的體驗自覺不自覺地浸潤改造過,從而表現出不同尋常的悠遠之誌。

 

關於“誌隱”。《體性》篇:“子云沈寂,故誌隱而味深。”這是說揚雄個性深沈,所以其作品意味含蓄、隱晦而不直露。這就從個性的角度給“誌”注入了新的內容。有什麽樣的個性,就會有什麽樣的“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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