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餘論

不少論者認為劉勰的“感物吟志”論，比“詩言志”論前進了一大步，這是不錯的。但是，又都把“感物吟志”論歸結為“文源”論。強調劉勰的唯物主義，認為他把詩的源泉定位在“外物”，而“外物”也就是“社會生活”，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與“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的提法“接軌”。

這種看法是把現代的唯物主義的文學源泉論“強加”給劉勰。實際上劉勰的主要貢獻不在尋找到“詩源”，不是強調詩的源泉在外在的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劉勰的重要貢獻在他以“感物吟志”這樣的簡明的語言，概括了中國詩歌生成論，把詩歌生成看成密切相關的多環節的完整系統。

主體的“情”，客體的“物”，通過“感”這種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這個藝術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後生成作為詩歌本體的“志”。主體的“情”與客體的“物”是詩歌產生的條件， “感”與“吟”作為不同的中介則是詩歌產生的關鍵，而“志”則是條件和關鍵充分發揮的結晶。

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成為一個整體，清晰地揭示了詩歌生成的普遍規律。

劉勰的思想常是矛盾的。他既十分注重對古代儒家“雅正”傳統的繼承，但對魏晉以來的“巧麗”的“新聲”也抱肯定的態度，注意總結現實創作的經驗教訓。

在詩歌問題上，他同樣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這種矛盾中。他對古典詩歌的意義的總結，一詩三訓，詩者，承也，志也，持也，似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古典的面前誠惶誠恐，頂禮膜拜；但問題一旦轉到詩歌生成論，他就提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把詩的“承”、“持”的意義又似乎放到一邊，強調“情”，強調“感”，強調“自然”，其論述勃勃有生氣，他的思想轉向魏晉“新聲”經驗這一面就凸現出來，並在一定程度上以後者修正前者。

我感到，我們不但在研究劉勰的詩學思想時，而且在研究《文心雕龍》一系列篇章時，似乎都需要注意劉勰思想的矛盾狀態。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2）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3）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4）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5）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6）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7）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8）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9）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0）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1）

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