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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3)

三、餘論不少論者認為劉勰的“感物吟志”論,比“詩言志”論前進了一大步,這是不錯的。但是,又都把“感物吟志”論歸結為“文源”論。強調劉勰的唯物主義,認為他把詩的源泉定位在“外物”,而“外物”也就是“社會生活”,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與“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的提法“接軌”。 這種看法是把現代的唯物主義的文學源泉論“強加”給劉勰。實際上劉勰的主要貢獻不在尋找到“詩源”,不是強調詩的源泉在外在的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劉勰的重要貢獻在他以“感物吟志”這樣的簡明的語言,概括了中國詩歌生成論,把詩歌生成看成密切相關的多環節的完整系統。 主體的“情”,客體的“物”,通過“感”這種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這個藝術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後生成作為詩歌本體的“志”。主體的“情”與客體的“物”是詩歌產生的條件, “感”與“吟”作為不同的中介則是詩歌產生的關鍵,而“志”則是條件和關鍵充分發揮的結晶。…See More
Jan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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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2)

童庆炳:《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11) 以上“志氣”、“志足”、“志深”和“志隱”四點,分別把“志”與生命力、強力、體驗力和個性力相聯系,從不同的角度對詩的“志”提出了審美要求。這可以理解為劉勰對“感物吟志”的“志”所作出的新的規定,揭示了詩歌創作更深層的藝術規律,對後代的詩學的影響也是重大的。 劉勰是從“情”開始他的詩歌生成論的,認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七情,是先天的,自然的;“志”是後天的,個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但總的說是經過審美情感過濾的,或者可以說“志”已經是審美的“志”。作為先天的“情”,“應物”而動,而形成志,或者說先天的“情”經過“感”“應”的心理與“物”接通,變為後天的社會的“志”。 這樣,詩作為人的情志活動就形成了這樣的鏈條:“稟情”——“感物”——“吟志”。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詩人以先天的情感,去接觸對象物,產生內心的興發與感應,終於聯類不窮,浮想聯翩,產生了詩的情感。…See More
Jan 2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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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1)

值得指出的是,曹丕說“氣之清濁有體”,把人的“氣”分成“清”與“濁”,這種說法容易引起誤解,以為“清”氣是好的,“濁”氣是不好的,實際上,氣無所謂好與不好。劉勰把曹丕的“清濁”之分,改為剛柔之分(“氣有剛柔”,見《體性》篇),就彌補了曹丕用詞上的缺憾。劉勰為什麽贊美《古詩十九首》“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稱許“張衡怨詩,清典可味”,肯定建安詩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為什麽批評當時的一些詩人“儷采百句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呢?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前者所抒發之誌是有“血氣”之誌,後者所抒發之誌則是缺乏“血氣”之誌。“氣以實誌”是很重要的。 關於“志足”。《議對》篇:“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又,《征聖》篇:“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這兩篇雖然不是說詩,但“志足文遠”和“志足言文”的意思,仍然是可以用來說明詩之“志”的特征。…See More
Jan 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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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0)

關於“志氣”。《神思》篇:“神居胸臆,志氣統其關鍵。”這是說在藝術想象和構思中,精神主宰著內心,而“志”和“氣”則掌管著“關鍵”。劉勰把“志氣”連在一起,並非隨意。 “氣”就是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文以氣為主”中的“氣”,“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就是說“氣”是個人先天的東西,不是後天可以隨便改變的,因此作品中的“清”氣或“濁”氣也是自然賦予的。什麽是“氣”?“氣”與“志”有什麽關係?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 自陰陽五行之說盛行之後,一般人總在形而上的層次去探討“氣”的問題,這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氣”也可以是一個形而下的概念。“氣”即是通常所說的“血氣”。《左傳》昭公十年齊國晏子說:“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See More
Jan 1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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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9)

這十處中,有四處用了“吟詠”,兩處用了“沈吟”,兩處用了“謳吟”,一處用“吟誦”,一處用“越吟”。“沈吟”,也是歌唱,但是沈思後的歌唱;“謳吟”,也是歌唱,但有“贊美”之意;“越吟”意為莊舄在楚國做官卻唱故鄉越國之調。 因此“沈吟”“謳吟”可以理解為沈思後的具有美的意味的歌唱,它正好用來註釋“吟詠”。“吟”有“誦讀”的意思,但又有不同,“誦讀”是照著念,而“吟”則是邊“作”邊誦,其中含有聲音上文字上的藝術加工的意思,即通過“吟”使聲音發生抑揚頓挫的變化,使文字更加妥貼精當。 《莊子·德充符》:“依樹而吟。”依靠著樹而作詩。既然是作詩,就包含聲音和文字形式的安排在內。所以劉勰“感物吟志”中的“吟”是指通過聲音和文字的變化對“志”進行藝術處理,不是明志,不是道志,是“吟志”,對“志”不能直露地喊出,要加以起伏抑揚等藝術處理,“吟”這個過程實際上是把非審美的情志轉化為審美的情志。…See More
Jan 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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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8)

劉勰在《詮賦》篇說“物以情觀”,十分清楚地說明了劉勰所講的“物”,是經過情感觀照過的“物”,是“物乙”。鄭板橋有所謂“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說法。“物乙”是“胸中之竹”,這是經過詩人的感情初步過濾了的“物”,它已經不是事物的“物理境”,而是事物的“心理場”。 原因是詩人與“物”所建立的是審美關係,在審美關係中,物已不是本然的存在,而是感情世界中的存在。我們解讀“感物吟志”中的“物”是“物乙”,實際上是把“物”理解為作品的“題材”,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活”。生活是外在於詩人的,而“題材”是內在於詩人的,外在的“物甲”只有內化為詩人情感世界中的“物乙”時,也才能化為詩人的“情性”,而詩的“志”不是直接從外在的“物甲”中來,而是從詩人的“情性”中來,“物乙”則已融化於“情性”中了。 因此這個“物乙”不但有情感的附*…See More
Dec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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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7)

自劉勰在詩歌生成論上總結出“感”這種心理活動後,中國古代的詩論對“感”的解釋和運用就越來越自覺。其中比較突出的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之舞詠。”(鍾嶸:《詩品序》)“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杜甫:《上韋左相十二韻》)“凡所為文,多因感激。”(元稹:《進詩狀》)“感物造端,發為人文。”(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三五)“觸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楊萬里:《答建康大軍庫監門徐達書》)“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於中,而感觸應於外。”(李夢陽:《梅月先生詩集序》) 在這些論述中,“感”作為中國詩歌創作論的主體審美心理活動概念獲得了發展與完善。“感”成為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詩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談一談劉勰所說的“物”。一般論者把“感物吟志”中的“物”理解為“外物”,有的則把物看成是絕對理念。這恐怕不太符合劉勰的原意。我的體會是,劉勰所說的“物”是詩人的對象物,當然它最初的瞬間是“外物”,但旋即轉為詩人眼中心中之物。…See More
Dec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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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6)

列寧的“反映”論,也說反映雖然不是“等同”被反映者,但“反映是對被反映者近似正確的復寫”(注:見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頁。),無論是忠實的“摹仿”、“再現”,還是“近似正確的復寫”,其結果是偏重客觀知識的獲得。 但中國古人所說的其中也包括劉勰所講的“感”,則並不是“再現”、“復制”、“復寫”、“摹仿”的意思,而是由對象物所引起的一種微妙神秘詩意的心理活動。中國古代並不像西方那樣把文學藝術歸結到“知識論”的范疇內,而主要歸結為“人生修養論”范疇,因此古代文論中雖有“再現”的思想,但並不突出,突出的是劉勰這里所說的“感”——感應、感發、感悟、感興等。 有的學者用陸機《文賦》的如下的話來解釋“感”:“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緲緲以臨云”,也就是強調對象物的形狀與內心的感情相對應,這是比較合理的。…See More
Dec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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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5)

這里十處用了“感”字,除第八處“感激”是“感動激奮”的意思,第九處“化感”是“教育感化”的意思,第十處“類感”是“以類相感”的意思外,前六處所用的“感”,大體上是相似的,是指詩人之創作心理活動的“感”。 第五處,表面是說“微蟲”“入感”,但我們讀下文就可知道,作者的意思是,“微蟲猶或入感”,那麽有美玉般“惠心”的人,就更能被周圍的物色所感召了。所以劉勰在多數情況下,是在強調主體的微妙的心理活動的意義上來用“感”。 詩人能“感”,是因為先有“情”,“情”是先天的,《禮記·禮運》:“何為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這七種感情是天生的秉賦,是不需學習的。“人稟七情”才能“應物斯感”,“情”是“感”的前提條件,沒有情是不能“感”的。那麽“感”的真實涵義是什麽呢?就是“感應”、“感發”、“感動”、“感興”、“感悟”,而後有感想、感情、回憶、聯想、想象、幻想等。 “感物”也就是“應物”,是接觸事物,“應物斯感”,意思是接觸到事物而引起主體思想感情上的相應的活動,產生感想、感情、回憶、想像、聯想和幻想等。…See More
Dec 1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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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4)

中國的“詩言志”是與王者的事業相聯系的,作者所抒發的感情,須受倫理的束縛,也可以說是一種倫理感情,所以這種感情能“持人情性”。西方的浪漫主義思潮,則恰好是要擺脫倫理的束縛,返回自然感情的天地。過去有學者把這兩者相提並論,是一種誤解。劉勰揭示了詩的古典意義,並以它為線索描述了中國詩歌的發展史。統觀《明詩》全篇,劉勰的整個思想始終在繼承“古典”與肯定“新聲”中搖擺。對於詩的古典意義,他一方面加以肯定甚至贊揚,可另一方面又覺得僅重復古典定義又不能解決詩歌的生成這類問題,所以他又要對詩的古典的意義在有所肯定的同時也有所補充和改造,這樣他就用他的“感物吟志”的詩歌生成論來補充、修正和改造詩的古典意義,把詩與人的情感以及情感對物的感應相聯系,提出了“感物吟志”說,這可以說是詩論中的“新聲”,是很值得注意的。 二、詩歌生成四要素:“感”、“物”、“吟”、“志” 劉勰《明詩》篇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這是對詩的生成過程的簡明的理論概括。這里作者提出了“感物吟志”說,對詩歌創作中四要素,即客體的對象“物”——主體心理活動的“感”——內心形式化的“吟”——作為作品實體的“志”,聯為…See More
Dec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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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3)

這種文化精神在詩學上的體現,就把詩定義為承也、志也、持也。詩首先是政治,必須承載統治者的禮教;其次,詩是個人意願、志向、感情的表達;其三,詩的社會作用是持人性情,順美匡惡。這三者是一個整體。這是最全面的古典的詩的定義(僅僅說“詩言志”是不全面的)。應該看到,這樣的一種對詩的定義,其意識形態性是非常鮮明的,是為奴隸社會和封建時代的政治統治服務的。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說:“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後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誌。許自由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魯迅還接著指出這是“無形之囹圄”,使作者“不能抒兩間之真美”。 魯迅在這里揭露了中國古典詩的定義的矛盾性,是一針見血之論,就是說,這種詩論,一方面是給予,給予言志的自由,可另一方面是收回,即通過“承”與“持”的要求而把言說的自由收回。不但收回,而且還要按他們的意識形態標準去“順美匡惡”。…See More
Nov 2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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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2)

這是劉勰在詩與個人的情志的關係上,給詩的意義規定了第二個層面,揭示詩是個人的情志的載體。 第三,作者又以《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的說法,認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說文》:“詩,握也。”“詩者,持也”中“持”字可解釋為“持守”、“把握”、“節制”、“約束”的意思。作者為什麽把詩與“持”字聯系起來呢?這是因為詩可以“持人情性”,即持守、把握、節制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換言之,就是用詩來“順美匡惡”,約束人的性情。 清人劉熙載《藝概·詩概》:“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從風化從之。”這是作者從詩的吟誦閱讀功能上給詩的意義的第三個規定。 上述對詩的意義的三個規定,是從本體的層面和功能的層面對詩的給定,表面看是不同的,但其實質是相通的。 詩言志,似乎人有什麽“志”,就可作什麽詩,完全有個人的自由,其實不然。因為,詩,承也,詩人的“志”必須與君政所要求承載的內容相一致,這樣的詩就可以用合乎君政規范的理性把握人的性情。…See More
Nov 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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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主要是辨明詩的古典意義,敘述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從遠古到齊宋時期),同時對中國古代四言詩與五言詩的發展過程,以及不同的文體特點作了描述和評價。 從理論的角度看,《明詩》篇最有價值的部分有兩點,一是對中國詩的古典意義作了總結,二是對詩歌的生成過程作了概括,提出了中國詩學的核心范疇“感物吟志”說。下面就這兩點聯系起來探討,中心是闡明劉勰提出的“感物吟志”說。 一、中國“詩”的古典意義 《明詩》篇闡明了詩的古典意義。第一,作者引了《尚書·舜典》的話:“詩言志,歌咏言。”第二,作者根據《詩緯·含神霧》的說法,“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對此,范文瀾先生的注釋值得重視:“鄭玄《詩譜序正義》,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 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不使失隊(墜),故一名而三訓也。…See More
Nov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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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10)

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左傳》作者的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首先,作者在敘述的時候,力圖與當權者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尊重事實真相,確有“貴信史”的一面。如宣公二年,有“晉靈公不君”一章,其中寫到晉國史官董狐在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晉靈公之後,就直筆書寫:“趙盾弒其君”。 趙盾找董狐去評理,認為他自己沒有殺君,是他的弟弟趙穿干的。但董狐回答說:“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11] (P663)《左傳》還引孔子的話贊美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11]…See More
Oct 2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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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9)

當然,按照一般的敘事學理論,立刻就會說《左傳》是按照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敘述的。這當然沒有錯。問題是《左傳》的第三人稱視角與別的敘事文學的第三人稱視角又有何不同。《左傳》敘述人是史官,其敘述視角是史官的視角。 《左傳》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過的左丘明,眾說紛紜。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史官,編寫歷史就是這些史官的任務。《左傳》是根據《春秋經》編寫的,肯定是當時魯國的史官的作品。在《左傳》中經常出現“不書,不以告也”。原來,魯國史官所寫的歷史,是由各諸侯國通報而來,如果事情發生了,別的諸侯國沒有通報,並不了解情況,就只能“不書”了。這些地方明顯地說明《左傳》作者是魯國史官。  史官的敘述視角有什麽特點呢?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是史官的口吻問題。這種口吻使敘述處於“真”與“幻”之間。誠如有的學者所言:“中國史書雖然力圖給我們造成一種客觀記載的感覺,但實際上不外乎一種美學上的幻覺,是用各種人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擬客觀’效果。”[10]…See More
Oct 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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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8)

沈括談的是繪畫的空間問題,他所批評李成的畫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視法”,而他主張的恰好就是中國傳統的“散點法”。其實,不但中國古代繪畫與西方繪畫有此差異,從《左傳》開始的敘事文學也有此差異,不過此種差異從空間透視變成為時間演進問題。中國敘事文學年、季、月、日的“以大觀小”的時間演進與西方敘事文學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時間演進有很大不同。 《左傳》等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總是先要從一個時間大框架中說起,然後再一步步沈落到更具體的時間。如《左傳》就首先要紀年,然後是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後才是月,然後才是日。後來的《三國演義》第一回是這樣開始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紛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紛爭,又並入於漢;漢末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帝禦溫德殿……”[9] (P2)…See More
Oct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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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3)

Posted on January 12, 2021 at 9:30pm 0 Comments

三、餘論

不少論者認為劉勰的“感物吟志”論,比“詩言志”論前進了一大步,這是不錯的。但是,又都把“感物吟志”論歸結為“文源”論。強調劉勰的唯物主義,認為他把詩的源泉定位在“外物”,而“外物”也就是“社會生活”,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與“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的提法“接軌”。



這種看法是把現代的唯物主義的文學源泉論“強加”給劉勰。實際上劉勰的主要貢獻不在尋找到“詩源”,不是強調詩的源泉在外在的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劉勰的重要貢獻在他以“感物吟志”這樣的簡明的語言,概括了中國詩歌生成論,把詩歌生成看成密切相關的多環節的完整系統。



主體的“情”,客體的“物”,通過“感”這種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這個藝術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後生成作為詩歌本體的“志”。主體的“情”與客體的“物”是詩歌產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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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2)

Posted on January 8, 2021 at 2:30am 0 Comments

童庆炳:《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11)



以上“志氣”、“志足”、“志深”和“志隱”四點,分別把“志”與生命力、強力、體驗力和個性力相聯系,從不同的角度對詩的“志”提出了審美要求。這可以理解為劉勰對“感物吟志”的“志”所作出的新的規定,揭示了詩歌創作更深層的藝術規律,對後代的詩學的影響也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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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10)

Posted on October 24, 2020 at 6:02pm 0 Comments

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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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9)

Posted on October 13, 2020 at 12:00am 0 Comments

當然,按照一般的敘事學理論,立刻就會說《左傳》是按照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敘述的。這當然沒有錯。問題是《左傳》的第三人稱視角與別的敘事文學的第三人稱視角又有何不同。《左傳》敘述人是史官,其敘述視角是史官的視角。



《左傳》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過的左丘明,眾說紛紜。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史官,編寫歷史就是這些史官的任務。《左傳》是根據《春秋經》編寫的,肯定是當時魯國的史官的作品。在《左傳》中經常出現“不書,不以告也”。原來,魯國史官所寫的歷史,是由各諸侯國通報而來,如果事情發生了,別的諸侯國沒有通報,並不了解情況,就只能“不書”了。這些地方明顯地說明《左傳》作者是魯國史官。
 



史官的敘述視角有什麽特點呢?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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