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13)

三、餘論

不少論者認為劉勰的“感物吟志”論,比“詩言志”論前進了一大步,這是不錯的。但是,又都把“感物吟志”論歸結為“文源”論。強調劉勰的唯物主義,認為他把詩的源泉定位在“外物”,而“外物”也就是“社會生活”,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與“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的提法“接軌”。

這種看法是把現代的唯物主義的文學源泉論“強加”給劉勰。實際上劉勰的主要貢獻不在尋找到“詩源”,不是強調詩的源泉在外在的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劉勰的重要貢獻在他以“感物吟志”這樣的簡明的語言,概括了中國詩歌生成論,把詩歌生成看成密切相關的多環節的完整系統。

主體的“情”,客體的“物”,通過“感”這種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這個藝術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後生成作為詩歌本體的“志”。主體的“情”與客體的“物”是詩歌產生的條件, “感”與“吟”作為不同的中介則是詩歌產生的關鍵,而“志”則是條件和關鍵充分發揮的結晶。

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成為一個整體,清晰地揭示了詩歌生成的普遍規律。

 

劉勰的思想常是矛盾的。他既十分注重對古代儒家“雅正”傳統的繼承,但對魏晉以來的“巧麗”的“新聲”也抱肯定的態度,注意總結現實創作的經驗教訓。

在詩歌問題上,他同樣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這種矛盾中。他對古典詩歌的意義的總結,一詩三訓,詩者,承也,志也,持也,似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古典的面前誠惶誠恐,頂禮膜拜;但問題一旦轉到詩歌生成論,他就提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把詩的“承”、“持”的意義又似乎放到一邊,強調“情”,強調“感”,強調“自然”,其論述勃勃有生氣,他的思想轉向魏晉“新聲”經驗這一面就凸現出來,並在一定程度上以後者修正前者。

我感到,我們不但在研究劉勰的詩學思想時,而且在研究《文心雕龍》一系列篇章時,似乎都需要注意劉勰思想的矛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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