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晚年已經蜚聲世界，有一次他去參觀一個兒童畫展，他出人意料地說：「我和他們一樣大時，就能畫得和拉斐爾一樣，但是我要學會像他們（指兒童）這樣畫，卻花去了我一生的時間。」[13]（P339）我們如果認真分析畢加索的畫的風格的話我們就會覺得他這樣說完全是真誠的，因為他的確畫得像兒童的畫一樣的天真和富於想像力。另一位著名畫家柯羅也說過相似的話：「我每天向上帝祈禱，希望他使我變成個孩子，就是說，他可以使我像孩子那樣不帶任何偏見地去觀察自然。」[14]（ P73）…

這也就是說作家寫的是平凡的事物，卻能放射出不平凡的光輝。作家所寫的是司空見慣的事物卻能放射出特異詩性光輝。清代文論家葉燮在《原詩·外篇》中說：

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間皆是也，然必待人的神明才慧而見。

就是說美是到處都有的，問題在發現。那麼什麼人能發現呢？葉燮認為要有「神明才慧」的人才能發現。實際上「神明才慧」也可以理解為人的一種精神狀態，那就是當作家處於體驗的超越狀態中時，人的神明才慧也就顯露出來，也就有可能從平凡的事物中發現意義和詩美。的確，人的精神可以處於不同的狀態中，當人們處於麻木的狀態中時，就是有靚麗的美，也會熟視無睹。相反，一旦人們進入到體驗的狀態，那麼平日很不起眼的事情也會閃現出詩意的火花。關於這一點，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

　　三、體驗在文學活動中的美學功能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接觸到體驗對於文學的美學功能。下面將更進一步將這個問題概括化和具體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可以說，王國維這段話高度概括了作家的體驗在文學活動中的美學功能。因為作家的體驗一方面要與對象共同著生命，這就是「入」，另一方面作家的體驗又要求「反芻」，對體驗進行自審，這就是「出」。那麼這種「入」和「出」會產生什麼美學效果呢？…

所謂「藝術的啟示」也就是在換了一個視角之後，重新審視自己的體驗，以便看到通常未注意的方面，即事物的深義和詩意的方面。…

意義的深刻化。與第一點相聯系，由於體驗直接指向人的生命，以生命為根基，它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可以說，情感是體驗的核心。體驗總是主體從自己的命運、遭遇以及全部文化情感的積累出發去體驗，所以體驗在產生新的情感同時，也產生深刻的意義。可以說，意義的深刻化是體驗的又一特征。體驗一方面具有直觀性（感覺的形象的），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性。所謂體驗的超越性就是超越具體的情感與形象，生成更深刻的意義世界。讓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當一個生物學家，在他的實驗室里侍弄著花時，他只是「經驗」著花，他不會動什麼情感，最終也不會有情感上的收獲和深刻意義上的收獲。但是當列夫·托爾斯泰有一次看到牛蒡花而想起生命的意義時，他就「體驗」著花了。列夫·托爾斯泰是這樣記載他的這次體驗的：…

文學是作家個體體驗的首先的特征就是情感的詩意化。作家的經歷中所遇到的某些人、事、景、物（對象），進入到他的情感領域，他與這些人、事、景、物共享著生命，在沉思中進行了詩意的「處理」，並時時撥動他的情感的琴弦，甚至幻化為種種形象。一旦作家動筆寫這些人、事、景、物，那麼所寫的其實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體驗迸發出來的情感火花。法國美學家米蓋爾·杜夫海納（Mikel Dufuenne）在論述藝術家體驗時說：

梵·高（Van Gogh）畫的椅子並不向我敘述椅子的故事，而是把梵·高的世界交付給予我：在這個世界中，激情即是色彩，色彩即是激情……它不是向我提出有關世界的一種真理，而是對我打開作為真理源泉的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首先不完全是一個知識的對象，而是一個令人贊嘆和感激的對象。審美對象是有意義的，他就是一種意義，是第六種或第n種意義，因為這種意義，假如我專心於那個對象，…

總起來說，體驗與經驗是有密切聯系的，經驗是體驗的基礎，沒有經驗，或沒有起碼的可供想像發揮的經驗，便談不到體驗。但體驗則是對經驗的意義和詩意的發現與升華。科學與人的經驗的關係更為密切，因為科學是知識的體系；文學則與人的體驗有更密切的聯系，因為文學是對人的生命、生活及其意義的叩問，是情感的領域，是價值的體系。這說明，有同樣經驗的人，為什麼有的能寫出文學作品來，而有的則完全不能寫文學作品，因為前者在經驗的基礎上有體驗，後者則停留在一般的經驗上面，沒有提升為具有詩意情感和深刻意義的體驗。

二、體驗與文學

對於文學創作，魯迅和毛澤東都十分重視「體察」、「體驗」這個觀念。魯迅說：「日本的廚川白村（H.…

中國當代的一些作家似乎有一種「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我不認為有此「情結」有什麼不好。問題在我們要反省我們自己的創作，何以不能出現真正震撼人心的有巨大藝術魅力的作品。我們作品的數量並不少，但思想藝術質量高的作品並不多。出現此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我們的作家在寫作時，缺少刻骨銘心的體驗則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們寫工人下崗所產生的苦痛，只是從旁表示同情，很少有那種「我就是下崗工人，那苦痛就是我親自體驗過的苦痛」的情感，結果雖然寫了「下崗」，也缺少應有的藝術「分量」。我這篇文章試圖談一談作家的經驗與體驗的差別，並進一步說明體驗對文學創作的美學意義。

　　一、經驗與體驗…

主讲人：吴中胜

演讲地点：赣南师范大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讲坛”

演讲时间：二〇二一年十一月…

三、餘論

不少論者認為劉勰的“感物吟志”論，比“詩言志”論前進了一大步，這是不錯的。但是，又都把“感物吟志”論歸結為“文源”論。強調劉勰的唯物主義，認為他把詩的源泉定位在“外物”，而“外物”也就是“社會生活”，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與“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的提法“接軌”。



這種看法是把現代的唯物主義的文學源泉論“強加”給劉勰。實際上劉勰的主要貢獻不在尋找到“詩源”，不是強調詩的源泉在外在的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劉勰的重要貢獻在他以“感物吟志”這樣的簡明的語言，概括了中國詩歌生成論，把詩歌生成看成密切相關的多環節的完整系統。



主體的“情”，客體的“物”，通過“感”這種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這個藝術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後生成作為詩歌本體的“志”。主體的“情”與客體的“物”是詩歌產生的條件，…

童庆炳：《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11）



以上“志氣”、“志足”、“志深”和“志隱”四點，分別把“志”與生命力、強力、體驗力和個性力相聯系，從不同的角度對詩的“志”提出了審美要求。這可以理解為劉勰對“感物吟志”的“志”所作出的新的規定，揭示了詩歌創作更深層的藝術規律，對後代的詩學的影響也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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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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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按照一般的敘事學理論，立刻就會說《左傳》是按照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敘述的。這當然沒有錯。問題是《左傳》的第三人稱視角與別的敘事文學的第三人稱視角又有何不同。《左傳》敘述人是史官，其敘述視角是史官的視角。



《左傳》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過的左丘明，眾說紛紜。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史官，編寫歷史就是這些史官的任務。《左傳》是根據《春秋經》編寫的，肯定是當時魯國的史官的作品。在《左傳》中經常出現“不書，不以告也”。原來，魯國史官所寫的歷史，是由各諸侯國通報而來，如果事情發生了，別的諸侯國沒有通報，並不了解情況，就只能“不書”了。這些地方明顯地說明《左傳》作者是魯國史官。 

史官的敘述視角有什麽特點呢？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

沈括談的是繪畫的空間問題，他所批評李成的畫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視法”，而他主張的恰好就是中國傳統的“散點法”。其實，不但中國古代繪畫與西方繪畫有此差異，從《左傳》開始的敘事文學也有此差異，不過此種差異從空間透視變成為時間演進問題。中國敘事文學年、季、月、日的“以大觀小”的時間演進與西方敘事文學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時間演進有很大不同。



《左傳》等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總是先要從一個時間大框架中說起，然後再一步步沈落到更具體的時間。如《左傳》就首先要紀年，然後是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後才是月，然後才是日。後來的《三國演義》第一回是這樣開始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紛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紛爭，又並入於漢；漢末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帝禦溫德殿……”[9] (P2)…

中國古代敘事作品也有逆時的倒敘演進，但往往是激烈衝突過後的一種綿長的回憶，一般很少那種驚心動魄的效果。如《左傳》“鄭伯克段於鄢”以“初”開始敘述，就是一個倒敘演進。所有的矛盾都已經結束，鄭莊公已經打敗了向他挑戰的親弟弟，他在潁考叔的幫助下，得以在“黃泉”下與母親姜氏相見，挽回些許與母親的感情。



《左傳》的這種逆時倒敘演進，決無驚心動魄的效果，也沒有讓讀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這就像秋天過後，一位獲得了豐收的農民在一個休息日，一邊飲著茶，一邊向他的朋友平靜地敘述一年的經過，盡管遭災，備嘗艱辛，最後一切都很完滿。這種節奏舒緩的逆時倒敘演進，是否可以說折射出中華古代農業文明的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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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順時序的演進多，而逆時序的演進少。《左傳》的敘事按自然時間演進的佔了絕對多數，逆時間的演進，如倒敘、插敘也有，但不是很多。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就拿前面我們談到的“晉公子流亡始末”和“晉楚城濮之戰”來說，多是按照事件的自然時間順敘，個別地方雖有插敘，其作用也很有限。《左傳》中所謂“幾大戰役”(“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殽之戰”、“晉楚邲之戰”、“齊晉鞌之戰”、“晉楚鄢陵之戰”)的描寫莫不按自然時間演進。可能受中國敘事文學的開篇《左傳》影響，像後來的《史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等莫不如此。…

這十處中，有四處用了“吟詠”，兩處用了“沈吟”，兩處用了“謳吟”，一處用“吟誦”，一處用“越吟”。“沈吟”，也是歌唱，但是沈思後的歌唱；“謳吟”，也是歌唱，但有“贊美”之意；“越吟”意為莊舄在楚國做官卻唱故鄉越國之調。



因此“沈吟”“謳吟”可以理解為沈思後的具有美的意味的歌唱，它正好用來註釋“吟詠”。“吟”有“誦讀”的意思，但又有不同，“誦讀”是照著念，而“吟”則是邊“作”邊誦，其中含有聲音上文字上的藝術加工的意思，即通過“吟”使聲音發生抑揚頓挫的變化，使文字更加妥貼精當。



《莊子·德充符》：“依樹而吟。”依靠著樹而作詩。既然是作詩，就包含聲音和文字形式的安排在內。所以劉勰“感物吟志”中的“吟”是指通過聲音和文字的變化對“志”進行藝術處理，不是明志，不是道志，是“吟志”，對“志”不能直露地喊出，要加以起伏抑揚等藝術處理，“吟”這個過程實際上是把非審美的情志轉化為審美的情志。…

自劉勰在詩歌生成論上總結出“感”這種心理活動後，中國古代的詩論對“感”的解釋和運用就越來越自覺。其中比較突出的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之舞詠。”（鍾嶸：《詩品序》）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杜甫：《上韋左相十二韻》）

“凡所為文，多因感激。”（元稹：《進詩狀》）

“感物造端，發為人文。”（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三五）…

這是劉勰在詩與個人的情志的關係上，給詩的意義規定了第二個層面，揭示詩是個人的情志的載體。



第三，作者又以《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的說法，認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說文》：“詩，握也。”“詩者，持也”中“持”字可解釋為“持守”、“把握”、“節制”、“約束”的意思。作者為什麽把詩與“持”字聯系起來呢？這是因為詩可以“持人情性”，即持守、把握、節制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換言之，就是用詩來“順美匡惡”，約束人的性情。



清人劉熙載《藝概·詩概》：“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從風化從之。”這是作者從詩的吟誦閱讀功能上給詩的意義的第三個規定。



上述對詩的意義的三個規定，是從本體的層面和功能的層面對詩的給定，表面看是不同的，但其實質是相通的。…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主要是辨明詩的古典意義，敘述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從遠古到齊宋時期），同時對中國古代四言詩與五言詩的發展過程，以及不同的文體特點作了描述和評價。 

從理論的角度看，《明詩》篇最有價值的部分有兩點，一是對中國詩的古典意義作了總結，二是對詩歌的生成過程作了概括，提出了中國詩學的核心范疇“感物吟志”說。下面就這兩點聯系起來探討，中心是闡明劉勰提出的“感物吟志”說。

一、中國“詩”的古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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