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劉勰在詩歌生成論上總結出“感”這種心理活動後，中國古代的詩論對“感”的解釋和運用就越來越自覺。其中比較突出的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之舞詠。”（鐘嶸：《詩品序》）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杜甫：《上韋左相十二韻》）

“凡所為文，多因感激。”（元稹：《進詩狀》）

“感物造端，發為人文。”（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三五）

“觸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楊萬里：《答建康大軍庫監門徐達書》）

“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於中，而感觸應於外。”（李夢陽：《梅月先生詩集序》）

在這些論述中，“感”作為中國詩歌創作論的主體審美心理活動概念獲得了發展與完善。“感”成為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詩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談一談劉勰所說的“物”。一般論者把“感物吟志”中的“物”理解為“外物”，有的則把物看成是絕對理念。這恐怕不太符合劉勰的原意。我的體會是，劉勰所說的“物”是詩人的對象物，當然它最初的瞬間是“外物”，但旋即轉為詩人眼中心中之物。50年代美學大辯論中，朱光潛先生提出了“物甲”與“物乙”的概念，所謂“物甲”是指事物的本然的存在，純粹是“外物”，這是不隨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事物的客觀形態，“物甲”是科學家的對象，是科學的對象物，但它不是詩人的對象物。詩人的對象物是“物乙”，“物乙”就是詩人眼中心中之事物，是外物與人的主觀條件結合的成果（注：朱光潛：“‘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觀條件（如意識形態、情趣等）的影響下反映於人的意識的結果，所以只能是一種知識形式。在這個反映的關係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但是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為認識的對象，就其為對象來說，它可以叫做‘物’（姑簡稱物乙）。不同於原來產生形象的那個‘物’（姑簡稱物甲），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觀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已經不是純自然物，而是夾雜著人的主觀成分的自然物，換句話說，已經是社會的物了。美感的對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為物的形象的社會的物。美學所研究的也只是這個社會的物的如何產生，具有什麽性質和價值，發生什麽作用；至於自然物（社會現象在未成為藝術形象時，也可以看作自然物）則是科學的對象。”（《朱光潛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