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是西班牙裔的文學家和哲學家，他的主要成長和哲學發展都是在美國度過的。他出生在西班牙的馬德里（Madria），1872年舉家遷到美國，並在哈佛大學取得各種的學位，且留在哈佛擔任教職。[7]1912年因為得了一筆遺產離開美國，到了1952年在羅馬逝世。桑氏建立的美學理論，被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在史基爾伯(Schilpp)的《桑塔耶那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George Santayana）一書中，史氏還讚稱「桑塔耶那是美國哲學的『蒙那麗莎』！」（Santayana is the Mona Lisa of philosophy.）。[8]…

及時發聲、講“實在話”

新聞傳播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規律。現代社會信息媒介多，需求總是處於“饑渴”狀況，當今世界輿論場上對涉華信息的需求是相當突出的。當發生某件事情時，能第一時間進入傳播渠道的信息往往給人印象最深，很快就能在受眾當中形成心理定勢。

政府部門和新聞機構需要主動和及時地提供第一手信息，走在輿論的前頭。信息發布得越早、越快、越多、越準確，就越能搶占輿論制高點，越能贏得信任。而且最好能同步考慮國內外受眾的需求。如果第一時間傳播的信息是錯誤的、虛假的、片面的，會出現“三人成虎”的效果，而後需要投入數倍資源去澄清、矯正也不見得有效，甚至會引起輿論反彈。…

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如能多參加國際論壇，可以通過交流和交鋒，比較客觀地了解外部世界，掌握國際輿論關注焦點，為決策獲得更多參考依據。同時，也能在這些國際平臺上及時澄清看法，梳理潛在的合作和衝突點，以利於擴大戰略判斷的空間，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判風險。因此，參與國際論壇是我們加強國際傳播的捷徑之一。

不同類型的人構成不同的社會群體。國際傳播面對的許多國家與中國的社會制度存在比較大的差異，這些國家的社會輿論和國際傳播的構成也比較多元。例如美國，從白宮到國會、到智庫、院校乃至媒體，都有各自的影響方式和利害考慮，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文化軟實力也是美國輿論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根據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開展傳播工作，逐步培育多渠道傳遞信息的意識和能力，不僅需要在官方層面加強與世界各國的溝通，而且應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構建傳播的能力和渠道。…

近年我國對外敘事的意識和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也正取得越來越好的效果。中國有了更多的自主平臺和新媒體工具，硬件不斷完善。將國家發展和人民的面貌更加鮮活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我們在對外傳播中不僅講“中國不是什麼”、“中國不做什麼”，而且開始更多地講述“我們是什麼”、“我們要做什麼”，以及“我們會成為什麼”。中國在過去40年間一步步走向成功。不管世界如何風雲變幻，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方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大國地位更加穩固，在世界事務中占的分量越來越重。中國的優質產品為外部世界所承認，中國遊客遍布世界各個角落，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公正態度和響亮聲音更加為國際社會所矚目。中國不是靠照搬西方模式取得成功的，西方媒體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化、程式化地報道中國了，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國、認識中國——有的是出於好奇，有的是出於事業發展的需要，有的則是出於對自身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