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奧斯卡可以簡單明了地講，飛蛾在擊鼓。我聽到過兔子、狐貍和睡鼠擊鼓。青蛙們能擊鼓召來一場暴風驟雨。人家說啄木鳥擊鼓把蟲子從洞里敲出來。人則敲盤子、鐵鍋、定音鼓和小鼓。我們說，鼓形彈倉左輪手槍像擂鼓似的連續轟擊，人們擂鼓起床，擂鼓集合，擂鼓進入墳墓。這是鼓手和鼓手長的行當。還有為弦樂隊和打擊樂器譜寫協奏曲的作曲家。我甚至聯想起長和短的歸營號，還要提一提奧斯卡本人迄今為止在擊鼓上花的工夫；這一切同飛蛾在我誕生之際舉行的敲擊儀式並非不相干，它敲擊的不是什麼樂器，而是两隻普通的六十瓦燈泡。也許在最黑暗的非洲的黑人中間，在美洲的尚未忘卻非洲的黑人中間，會有這樣一些人，能夠以他們天賦的節奏感，相同地或類似地模仿我的飛蛾或者非洲的飛蛾——眾所周知，它們比東歐的飛蛾更大，也更花哨，既一本正經又放蕩不羈地擂鼓；但我要遵循我的東歐的標準，因此我也要向我出世時飛來的那只中等大小的棕色粉蛾討教，並稱它為奧斯卡的師傅。…

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種種問題，而且還想知道，我家臥室里的燈泡是四十瓦還是六十瓦。我並不是第一次對自己和我的鼓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它對於我來說非同小可。我往往需要幾個小時才能回想起那两隻燈泡。因為我進出過許多住宅，開過關過數以千計的電燈，所以首先必須把它們忘個一乾二凈，必須不帶任何花腔地敲著我的鼓，穿過這片統一規格的照明體的森林，才能重新回憶起拉貝斯路我家臥室的两隻燈泡。 

我媽媽是在家分娩的。臨產的陣痛襲來時，她還在店鋪里，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裝的藍色口袋里，結果誤了時間，來不及送她進婦產醫院。於是，從赫爾塔街請來一位上了年歲、已經很少提著小箱子幹她這行當的助產士。在我家臥室里，她幫我出了娘胎。 …

揚-布朗斯基同我媽媽之間言歸於好，是在揚找到了他的黑德維希並同她結婚以後。黑德維希是卡舒貝人，住在城里，但在拉姆考還有農田。在伏依克咖啡館的一次舞會上，他們碰巧相遇，據說我媽媽向馬策拉特介紹了揚。雖說這兩位先生對我媽媽的感情是一致的，然而他們性格各異，卻又一見如故，非常投機，盡管馬策拉特直言不諱地用萊茵腔大聲說，揚轉到波蘭郵局去工作，這個想法未免荒唐。揚和我媽媽跳舞，馬策拉特同骨骼大、個子高的黑德維希做伴。她的目光像母牛似的難以捉摸，周圍的人見了，一直以為她是個孕婦。大家還經常溫跳，你請我，我邀他，一場舞未酣，念頭已轉到下一場，跳波爾卡舞時搶了先，跳英國華爾茲時落了後，終於在跳查爾斯頓舞時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時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間臥室只相當於買一盒火柴，幾乎等於不花錢。在這一年，阿爾弗雷德-馬策拉特娶了我母親，證婚人之一是揚，另一位是姓米倫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關於那位米倫，可寫的不多。他之所以值得一提，僅僅因為我媽媽和馬策拉特在采用地產抵押馬克…

剛過一個小時，這個作第四次體檢的小夥子擠出了軍區司令部大門，蹣跚著下了臺階，撲到我媽媽阿格內斯身上，摟住她的脖子，湊在她耳朵上，用當時的流行話低聲說：“他們不要我的脖子，也不要我的屁股，緩役一年！”我母親第一次擁抱揚-布朗斯基，我不知道她此後可曾更幸福地擁抱過他。 

這一對年輕人在大戰期間相愛的細節，我不得而知。我媽媽愛漂亮，好打扮，講究穿戴，喜歡昂貴物品。為能滿足她的奢求，揚賣掉了自己收集的一部分郵票。據說他當時寫過一本日記，可惜後來遺失了。看來我的外祖母容忍了這兩個青年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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