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77年羅芳柏正式領導蘭芳公司。公司的力量不斷增強，地盤擴大到萬那和上侯等地，向西想進攻三發鹿邑的華人公司，鹿邑的大港公司防備深嚴，蘭芳公司只好退回東萬律。以後的近百年時間里，蘭芳公司和三發的華人公司紛爭不斷。根據印尼人蘇摩諾的印尼文著作《印尼文化歷史附件》中說：公元178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下令，坤甸的馬來人王朝聯合蘭芳公司的軍隊進攻南吧哇馬來人土王和上侯的馬來人土王，兩次戰爭都取得勝利，蘭芳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早有合作關係。幫殖民者開擴殖民地而從中謀取利益。蘭芳公司也多次發動對達雅人的戰爭，兩者之間互有勝負，蘭芳公司成立後的五十年間充滿血腥的戰爭與屠殺。

蘭芳公司除了開礦工人外，還有有種植隊和運輸隊和貿易隊，以供應各該公司的需要。此外還有特有的農園公司，以種植為主而不兼采金，這種公司通常以稻米和生豬供給礦工，且開墾荒地種水稻…

第二部分   南巴哇、坤甸、東萬律和萬那地區的華人

與三發土王開采金礦的同時，大量的潮州人和梅縣客家人漂洋過海來到西加，他們不到三發、山口洋地區。而是來卡布雅斯河口的坤甸地區，坤甸是馬來人王國的中心城市。有碼頭海船可直接停泊，到西加的華人多在這里上岸。他們來自潮州和、揭陽、潮陽、梅縣、揭西（河婆）等地區，也有來自福建和廣東其它地方，但以客家人和潮州人最多。他們從坤甸為中心向周圍地區分散出去，有的沿卡布雅斯河向內陸尋找工作，以後定居在這條大河的兩岸，和有支流的交叉口，長達一千多公里，全是客家人潮州人。從十八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印尼獨立）為止，華人人數一直增加，但不穩定，來來回回的往返，賺到錢就回去，錢用完了就再回來來。…

公元1631到1686年，信奉回教的三發蘇丹（Sultan Muhammad Sjaifuiddin）的統治下，三發蘇丹勢力發展很快，國力也強大，可與爪哇和紋萊的蘇丹並駕齊驅。這時期剛好和三發的媽祖廟是同一個時間點，證明了在國力強盛的蘇丹領地內有很多的華人定居，華人主要有來自廣東揭西的客家人和揭陽、潮陽和普寧的潮州人。華人除了經商以外，也參與生產方面的工作，如農耕、養殖等方面 都給蘇丹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 第二任蘇丹1686年到1708年（Sultan Raden Bima   /Sultan Muhammad Tajuddin）國力更強大。吞並了山口洋、鹿邑、孟加影地區。…

前言  西加里曼丹省位於婆羅州島西部，（婆羅州島是印尼最大島、世界第二大島）簡稱為西加省。面積約146，807平方公里。占印尼領土面積的7，53%。大部分地區為沼澤，沿海平原和內地山脈，原始森林密布。兩個主要城市：首府坤甸和山口洋。有印尼最長河：卡布雅斯河、全長1.143公里。現在是印尼的農業大省。

印尼的西加省是華人最集中的地區，西加所有的市鎮里住著的幾乎全是華人，全省的經濟活動也全由華人操控，各行各業里都有華人參與。其原因是華人在西加的歷史久遠，華人到來時西加還是人煙稀少的原始大森林和沼澤地。西加是華人冒著熱帶傳染病流行的風險，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披荊斬棘的拚搏甚至獻出生命才開發出來的，西加有今天的樣子，華人是功不可沒的。…

四、羅芳伯的政治理想

西婆羅洲的華人移民基本來自粵東地區，他們中的多數人懷著掏金發財的願望遠涉重洋，然而，羅芳伯卻不僅於此。這位落第書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他不只是為了掏金才到金山．正如他在《遊金山賦》中所說，婆羅洲“地雖屬蠻夷之域，界仍居南海之中”，在他的觀念中，南海還是中國文明傳播的區域，雖因“家貧親老”，遠涉重洋，他們以宣揚中國文化為己任。

可以想象，…

三、羅芳伯創建的蘭芳公司

蘭芳公司建立後，羅芳伯先把目標對準東萬律以北十多里的一個華人商業聚落——茅恩，那里有老、新兩埔頭。老埔頭有店鋪二百多間，居民主要來自潮陽、揭陽、海豐、陸豐，首領黃桂伯被尊為總大哥。新埔頭有店面二十余間，嘉應州客家人居多，其組織蘭和營，以江戊伯為首領，號稱“功爺”，另舉四人協助管理，名為“老滿”。羅芳伯先派人聯絡蘭和營，里應外合，迫降黃桂伯，合並了坤日、龍岡、色拉蠻等地，接著將矛頭指向明黃的劉乾相。蘭芳公司傾巢出動，羅芳伯親自督戰，一舉攻破對方六大寨，消滅了最強勁的對手。…

乃作歌曰：巍巍獨立萬山巔，雲水蒼蒼自繞旋。如此好山如此水，蹉跎歲月亦潸然。

然而，在另一首詩里，我們見到的是豪情滿懷，氣概萬千的羅芳伯，可以設想原來的教書匠，此時壯志已酬，成了萬人之眾的蘭芳公司首領羅大哥：

英雄落魄海天來，笑煞庸奴亦壯哉；燕雀安知鴻鵠志，蒲樗怎比棟梁材。

平蠻蕩寇經三載，辟土開疆已兩回；莫道老夫無好處，唇槍舌劍鼻如雷。

綜合上述各類史料，我們對羅芳伯及其事跡有比較明晰的線索：…

在中國國內，南洋開金山的消息不踁而走，傳說那里從一只鞋子磕出來的土沫，都能淘洗出半兩金子來。十八世紀中期，大批粵東移民隨著南航的三板船，前來婆羅洲西海岸，大約每年二、三月有1500-2000人到達，而在六、七月有數百致富者帶著錢袋回中國，我們的主人公羅芳伯就是在這股掏金熱潮沖擊下，從粵東山區來到遙遠的婆羅洲莽原的。

有關華人在西婆羅洲活動最原始的證據，是一塊發現於打勞鹿地區的墓碑，上面所刻的日期是清乾隆十年（即1745年），此外，還有一些十九世紀初打勞鹿地區的碑銘與神主牌。成書於1820年的《海錄》，記載了嘉應州商人謝清高…

近世以來，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客家人獨特的風俗習慣、文化特征，及其傑出人土與貢獻。在為數眾多的客家偉人里，有一個比較模糊而又特殊的形象，即曾在荷屬殖民地的婆羅洲島叱咤風雲的華人首領羅芳伯。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將他列為近代八大殖民偉人之一，然而羅芳伯究竟何許人，任公自己也不甚了了。本文謹就筆者近年從事婆羅洲華人公司社會研究，從荷、中文檔案中得到的有關史料，結合最近在羅氏故里廣東省悔州石扇鎮西南村的實地調查，談談這個客家歷史人物。

一、梅州石扇訪羅芳伯故里…

羅公芳伯既得吳元盛相佐立功，乃將元盛封王於戴燕，為大總制外藩。自是大總制內外安寧，領土所屆，東起加巴士河上遊之新董，西抵西婆羅洲海岸，北達邦戛，南抵蘇加丹那。大總制於首府東萬律設大廳，為大唐總長治事地。其下有省，有府，有縣，如沙拉蠻省、茅恩府、昆日縣、喃吧哇縣、山口羊縣，邦戛縣、蘇加丹那縣，是其例也。此外有副廳，如新埠頭副廳，是其例也。有裁判廳，如萬那、萬諸居、淡水港、八角亭各裁判廳，是其例也。大唐總長下有參謀，或稱軍師，駐沙拉蠻省；又下有瑪腰，駐茅恩府；有甲大，駐昆日縣、喃吧哇、邦戛等地，及各裁判廳等。又有下老大，亦稱尾哥，每區各設一員，以稽查賦稅及人口出入為務。大唐總長及大總制高級官吏，多由公推。大唐總長如中途失職，亦由客僑另推賢能繼任。…

吾國旅居南洋之華僑，以在舊日荷屬東印度（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獨立為印尼共和國）為最多。中國與此海島交通，殆始於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漸有關系。唐末黃巢之亂，國人避難而至者甚眾。迄南宋敗亡，遺民又復浮海。及滿清入主中國，國人因反清復明運動失敗，故相繼踵至者更多。據僑務委員會一九五○年調查，全荷印之華僑總數為一百五十余萬人，其分佈地區為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各處。惟在此僑眾中，其能創下豐功偉績，則為我氏羅芳伯在坤甸所建立相同於共和國體制“蘭芳大總制”。

羅芳伯，為廣東嘉應州石扇堡人。少負奇氣，讀書識古今治理，為人豪俠，且富學養，實一賦性淳厚之英傑…

在當時，婆羅洲的坤甸、東萬律、沙拉滿、山口洋各地，尚未開發，到處荊棘叢生，僅有少數廣東潮、嘉、惠各屬的華僑在這片地廣人稀、荒莽未辟的地方采礦和墾荒。羅芳伯到來後以地緣和血緣關係為紐帶，在婆羅洲的坤甸駐紮下來。他有文化、有才能、有膽識、懂武藝、長技藝，既能團結僑胞，又能與當地土人合作，故深受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擁戴。其時東萬律有大小采礦公司 7 個，內部互相爭鬥，外部又有強鄰入侵，面臨著內憂外患。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曾多次向坤甸一帶發動武裝侵略。羅芳伯領導華僑和當地人民奮起抗擊，將荷蘭侵略者擊退。後來，在卡浦亞斯河下遊的地方，有個土酋經常離間土人與華人的團結。羅芳伯聯絡蘇丹勢力，東征西討，勢力日益強大，蘇丹便將東萬律縱橫數十里之地歸他管轄。這樣，在他的轄區內便有了 10…

清中葉以來，約兩千多萬華人遷徙分佈到世界各地，人們稱之為“海外的中國，外部的中國，一個隱蔽甚至神秘的中國，一個守舊而又時髦的中國，一個繁榮的、不問政治而忠誠大陸的中國。”在這些海外華人中，就有為數眾多的客家人。

時至今日，海外客家人已廣泛分佈於世界五大洲六七十個國家和地區，人數達數百萬。在東南亞以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為多，在大洋洲的客籍華僑華人則主要分佈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美洲則以美、加為多，歐洲則集居在英國和法國。印尼和馬來西亞是海外客家人聚集最多的國家，那裏以梅州人為主分別有120萬和100萬的客家人。…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個最大的思想，是一個傲慢的中央帝國在被征服之後的選擇。中國被打敗了，不是想翻盤嗎，那麼，“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中國可以繼續傲慢，但無論如何，要想對西方人戰而勝之，不能不從研究、學習開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本來就是中國聖賢的教誨。魏源接著這樣的思路往下走，順理成章，無可挑剔。

在這部書中，魏源建議中國人應該正視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應該盡快發展自己的工業、商業、航運業、金融業。中國不僅應該大度接納西方人來華貿易，而且應該“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國資本開放市場。將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種子，漸漸嫁接至中國農業文明老樹上。更有甚者，魏源在這本書中，還刻意介紹了英美等國民主制度，以為英美聯邦制、選舉制、分權制衡的司法制度，以變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選官舉能，可謂不公乎，可謂不周乎（《海國圖誌後序》），實在值得中國人注意借鑒。…

研讀中國近代史，無法繞開魏源和他的名著《海國圖誌》。這部著作顯示了中國文明的偉大：不因失敗而失去信心，反而因失敗而向強者學習。

鴉片戰爭將要結束，1841年7月，力主抵抗的林則徐卻被清廷視為“肇事者”而發配伊犁戍邊，途徑鎮江，與老友魏源相晤。在過去幾年，魏源曾為江蘇布政使、巡撫擔任幕僚，在中英衝突中，魏源與林則徐的態度大體一致，主張抵抗，同時也主張向西方學習。

回顧往事，林則徐、魏源無不感慨萬千，遙望前途，林則徐大約已心灰意懶，不敢奢望還有機會重回內地。分手時，林則徐交給魏源一部書稿，希望魏源今後有機會予以補訂，以開拓國人眼界，明白世界大勢。…

讓我們來看一下魏源為解決政治參與和合法性問題所進行的探討（參見本書第一章）。魏源認為，應當讓更多受過教育的文人參與到政府事務中來，而這種看法本身同民主並無關係，也同由西方經驗所造就的其他體制並無關係。就其本原而言，魏源的反應產生於純粹的國內因素：人口的長期增長，渴望獲得官職的文人數量相應的大量增加，以及由腐敗、派系活動和無能所造成的清代國家的蛻化，等等。然而，清代中期人口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以外的發展所造成的。美洲的各種農作物經由東南亞的西方國家殖民港口輸入中國，從而為養活更多人口，導致中國人口的擴展提供了條件。到18世紀中葉，中國商人的足跡遍布於東南亞的各個港口，而他們的貿易網絡起到了使得中原各省份變得更為充裕的作用。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銀兩供應，並進而使得中國國內貿易更為生氣勃勃，也大大增加了腐敗產生的機會。盡管所有這些背景性因素都是邁向“現代”世界體系的重要步驟，但在魏源的世界觀中，卻並無這方面的認識。…

我何以會在這本書的標題中使用了“現代”這個詞？對此，最為簡單的回答是，我所謂的“現代”，指的是“現時的存在”。然而，近來我在對這一問題的再思考中意識到，這種關於“現代”的簡單化理解,大概是難以完全令人信服的。至少，“現代”這個詞應該會使人們聯想到一些更為深廣的問題，而若要對這些問題予以進一步探討的話，那麽這本書恐怕就要厚得多了。…

據美國學者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現代化的努力》所記，北洋水師於中日甲午海戰中一戰而燼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心懷喪師之痛的李鴻章硬著頭皮赴東瀛求和，他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原是外交上正面交鋒的對手，居然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友誼，他們之間有一段客客氣氣的對話。李鴻章雖是戰敗方，但他仍按《孫子兵法》出牌：“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他說：

“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怎麼能夠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作，不使我們亞洲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和欺侮。”…

當初，郭嵩燾出任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征召十餘名隨員，竟無人肯應。哪像後來大臣放洋，部屬趨之若鶩，惟恐不能隨行。及至曾紀澤（曾國藩長子）回國覆命，國人才有了外交的皮毛知識，才知“洋毛子”並不無故殺人。可想當年風氣閉塞到了何種地步。在歐陸的前沿地帶，大清的外交官除了沐浴西方文明，也時時思謀中國的出路。郭嵩燾發現一個富有意味的對比，同為東方國度，蕞爾小邦的日本公費派往英國的留學生多達二百餘名，中國卻寥寥無幾。



日本留學生除了學習軍事，還學習各種技藝，尤其重視法律和教育，不用說，這些人回國後必能養成全新的政治氣候。中國留學生僅僅修習海軍課目，卻將政治、法律和科教的各種創制忽略一旁，這無疑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郭公使提出了許多可行的良好建議，不斷上奏清廷，在創辦西式學堂方面進言尤為精切，卻無奈“清政亡於拖”（張恨水語）。…

道光二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