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以會在這本書的標題中使用了“現代”這個詞？對此，最為簡單的回答是，我所謂的“現代”，指的是“現時的存在”。然而，近來我在對這一問題的再思考中意識到，這種關於“現代”的簡單化理解,大概是難以完全令人信服的。至少，“現代”這個詞應該會使人們聯想到一些更為深廣的問題，而若要對這些問題予以進一步探討的話，那麽這本書恐怕就要厚得多了。

“現代”這個概念除了其本身的簡單定義之外，還涉及了同史學史演進以及人類規範發展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從世界範圍來看，“現代”國家之間的差異和區別是由什麽造成的？難道只有在經歷了工業化的西歐和北美,才會形成可以被稱之為“現代”的國家功能、政治結構和社會體系？這其實是一種文化上唯我獨尊的判斷。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判斷的話，那麽，產生於西歐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他與“現代”相關的歷史敘事,便都要從“現代”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而導致的，只能是一種結論已被預設的簡單化推論：似乎發生於西歐和北美以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是由不可阻擋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而各種不同文化、價值觀和社會體系之間的差異,僅僅是一種存在於遙遠過去的現象，它們同“現代化”的發生也只存在著次要和帶有依附性的聯系。

然而，不同國家是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的。當我們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便能夠將現代化發生的“內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從方法論上統一起來了。我認為，使一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是它所面臨的為我們所處時代所特有的各種挑戰：人口的過度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城市化的發展，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等等；而最重要的，則是經濟的全球化。對於同樣的挑戰，不同的國家由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背景所決定，所作出的反應是不同的。而它們的不同反應，往往是通過各自國家的不同特點而表現出來的。在一個“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擇的世界上，政治歷史所要強調的，應當是同各種民族文化和歷史經驗相契合的種種“內部”敘事。當這些敘事涉及不同國家由於受到經濟力量的影響，和帝國主義強權的威脅而發生相應的變化時，其“外部”方面仍然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要回答現代國家何以會具有形形色色的憲政結構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僅僅依靠“外部”史觀便不能說明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