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看一下魏源為解決政治參與和合法性問題所進行的探討（參見本書第一章）。魏源認為，應當讓更多受過教育的文人參與到政府事務中來，而這種看法本身同民主並無關係，也同由西方經驗所造就的其他體制並無關係。就其本原而言，魏源的反應產生於純粹的國內因素：人口的長期增長，渴望獲得官職的文人數量相應的大量增加，以及由腐敗、派系活動和無能所造成的清代國家的蛻化，等等。然而，清代中期人口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以外的發展所造成的。美洲的各種農作物經由東南亞的西方國家殖民港口輸入中國，從而為養活更多人口，導致中國人口的擴展提供了條件。到18世紀中葉，中國商人的足跡遍布於東南亞的各個港口，而他們的貿易網絡起到了使得中原各省份變得更為充裕的作用。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銀兩供應，並進而使得中國國內貿易更為生氣勃勃，也大大增加了腐敗產生的機會。盡管所有這些背景性因素都是邁向“現代”世界體系的重要步驟，但在魏源的世界觀中，卻並無這方面的認識。

歷史學家們讃揚魏源，因為他意識到了西方對於中國安全所構成的嚴重威脅，並極力推動中國通過掌握西方軍事技術來保衛自身的疆界。他在19世紀40年代初完成的名著《海國圖誌》中，重新喚起了中國官員及文人們對於海洋戰略的長期關切（滿清統治者對此很少給予關注）。《海國圖誌》植根於明代和清代早期關於南洋地區權力關係的研究。魏源寫這本書時，實際上回到了一種早先便已存在的學術傳統。他為自己所設定的任務是，運用自己關於西方在南洋地區野心的新知識，來對這種學術傳統加以更新。他的學術成果之所以能夠建立在堅實的國內基礎之上，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明代知識結構中，已為人們所熟知的亞洲海上權力模式的啟迪。由此決定，他關於中國戰略地位的看法，也主要是以南洋為基礎的。西方殖民者來自相距遙遠的“外洋”環境，在歷史悠久的南洋體系中，則是新來者。但魏源覺得，也許可以借助於他們的戰略原則來應對新出現的威脅。

一位美國學者通過細致的研究發現，當魏源對“海國”進行探討時，他所受到的西方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不管怎麽說，魏源有意識地運用了中國國內先前便已存在的相關知識，又受益於新的情報資料，這從知識的戰略性發展的角度來看，不應是其弱點，而應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階段。魏源的政治議程在於重新界定權勢力量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同樣，他關於國家安全的看法，也是以一種得到了充分發展並高度系統化的中國的世界觀為基礎的。他的出發點是現有的思想材料，他所引用的各種文化上的先例，則是為他所處時代的政治領導層所能夠理解的。“權勢力量和政治參與”問題同“國家安全”問題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通過在討論中引用種種隱喻和典故，已在認識論上掌握了前者，但他還沒有掌握後者，仍然需要以更為精致的全球性知識為基礎，對明代的海洋戰略予以重新改造。然而，不管是在面對前者還是後者時，他對於新的環境與條件的創造性反應,都是通過古老的智慧而表達出來的。

我認為，當環境的變化（包括政治環境的變化）對社會形成重大威脅時，人們便會圍繞著種種“根本性議程”而開始形成共識。魏源這一代人，是信奉“經世”哲學的一代。這一代人的“根本性議程”的特點，在於他們為變革所提出的建議,是從“以史為鑒”開始的，他們巧妙地以產生於中國內部的價值觀、而不是以來自於外部的價值觀，來為這樣的議程辯護。隨著19世紀歷史的推進，這些議程中也融入了來自外部的思想。然而，即便是這些外來的思想也在融入的過程中,受到了中國“特質”的再造。盡管可能會有種種例外，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現代國家”的特點似乎是符合於“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的產生取決於國內文化這一原則的。“根本性議程”的長期影響力，是從一代接一代的傳承中體現出來的。這里所揭示的，是歷史演變在機制上的深層結構。（本文為[美] 孔飛力著《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文版序言，有刪節，陳兼、陳之宏/譯，三聯書店，2013年10月版，2013-10-24愛思想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