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學者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現代化的努力》所記，北洋水師於中日甲午海戰中一戰而燼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心懷喪師之痛的李鴻章硬著頭皮赴東瀛求和，他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原是外交上正面交鋒的對手，居然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友誼，他們之間有一段客客氣氣的對話。李鴻章雖是戰敗方，但他仍按《孫子兵法》出牌：“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他說：

“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怎麼能夠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作，不使我們亞洲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和欺侮。”

日本的邊緣文化竟能反噬母體文明，已經說明它的活力異常強大。伊藤還能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頗為自得，敲打李鴻章道：“十年前我就勸過你，要改革。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動靜和起色？”

李鴻章搖搖頭，神情黯然。大清已是一桌“菜”，誰都可以下筷子，誰都可以染指分羹，他想改變這種頹勢和亂局，談何容易？李鴻章說：

“我國的事樣樣都囿於傳統，我不能按我的意願去做。……我的願力很大，卻沒有實行的可能，自己深以為恥！”

李鴻章並不是後代歷史教科書刻意醜化的那副德性，若非他在外交上處處多謀善斷，據理力爭，中國被割出去的地和賠出去的銀，至少還得猛翻兩、三倍。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這席話透露出個中消息，政治體制的落後與僵固是晚清對外戰爭屢戰屢敗的根源，也是滿清王朝最終覆滅的主因。

一條腿走路的現代化，究竟能走多遠？我們已看到晚清的敗亡，這個教訓太大了，想必九泉之下魏源也會為自己獨執一偏，而痛苦得踢破棺材板吧！單純的“師夷長技”從來都是書生之見，縱然能行，也是治標不治本。在魏源之後，還有許多人聲嘶力竭地呼籲過“科技救國”，結果總是受阻於封建體制狹小的瓶頸而事與願違，這一經驗教訓極其雄辯地提醒了孫中山、宋教仁及其後人：中國現代化的內容不能只局限於“四化”，還隱含著更關鍵的“五化”，那就是政治現代化，失去這一核心內容，強國夢便不可能變成圓滿的現實。（愛思想2011-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