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學者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現代化的努力》所記,北洋水師於中日甲午海戰中一戰而燼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心懷喪師之痛的李鴻章硬著頭皮赴東瀛求和,他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原是外交上正面交鋒的對手,居然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友誼,他們之間有一段客客氣氣的對話。李鴻章雖是戰敗方,但他仍按《孫子兵法》出牌:“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他說:

“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怎麼能夠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作,不使我們亞洲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和欺侮。”


日本的邊緣文化竟能反噬母體文明,已經說明它的活力異常強大。伊藤還能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頗為自得,敲打李鴻章道:“十年前我就勸過你,要改革。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動靜和起色?”

李鴻章搖搖頭,神情黯然。大清已是一桌“菜”,誰都可以下筷子,誰都可以染指分羹,他想改變這種頹勢和亂局,談何容易?李鴻章說:

“我國的事樣樣都囿於傳統,我不能按我的意願去做。……我的願力很大,卻沒有實行的可能,自己深以為恥!”

李鴻章並不是後代歷史教科書刻意醜化的那副德性,若非他在外交上處處多謀善斷,據理力爭,中國被割出去的地和賠出去的銀,至少還得猛翻兩、三倍。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這席話透露出個中消息,政治體制的落後與僵固是晚清對外戰爭屢戰屢敗的根源,也是滿清王朝最終覆滅的主因。


一條腿走路的現代化,究竟能走多遠?我們已看到晚清的敗亡,這個教訓太大了,想必九泉之下魏源也會為自己獨執一偏,而痛苦得踢破棺材板吧!單純的“師夷長技”從來都是書生之見,縱然能行,也是治標不治本。在魏源之後,還有許多人聲嘶力竭地呼籲過“科技救國”,結果總是受阻於封建體制狹小的瓶頸而事與願違,這一經驗教訓極其雄辯地提醒了孫中山、宋教仁及其後人:中國現代化的內容不能只局限於“四化”,還隱含著更關鍵的“五化”,那就是政治現代化,失去這一核心內容,強國夢便不可能變成圓滿的現實。(愛思想20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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