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信息、通訊、知識技術日益複雜的世界中，教育探究的空間也正在成為一個根莖式的空間“rhizome space”，更加追求活躍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根莖之於樹木，猶如互聯網之於信件———這是一種網絡關係，它具有互聯網的超聯通性。樹木和信件的結構相對來說比較單一：由一個主幹將表面上的兩點連接起來。但是根莖和因特網①則極其復雜而且處於不斷變化中。

六、根莖式行動者網絡理論（Rhizomantics）

我在《從根莖式行動者網絡理論角度成為賽博格：實施後人類教學》（Gough，2004ｂ）一文中是這樣開頭的：

要制造一個根莖。但是妳不知道用什麽做出根莖，妳也不知道地下哪種莖能長出根莖，或者能夠生長，在妳的不毛之地紮根。那麽，實驗一下。（Deleuze ＆ Guttari，1987，P.246）。

我會去實驗的。這篇論文是受德勒茲和迦塔里（1987）的根莖觀念影響而進行的敘事實驗。本文是對賽博格進行的通俗性和學術性的描述，我希望它能夠質疑、啟發、挑戰課程與教學領域的主流話語和假設。

受德勒茲熱衷發明新的術語來描述他的比喻概念（figurations）②的鼓舞，我發明了一個合成詞“rhizomANTic”（有時也寫作“rhizomantic”）來表征一種方法論主張，它將德勒茲的根莖式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ANT）以及堂娜·哈拉維（Donna Ｈaraway ，1997，P.16）“自創的語義學分類（ｉｎｖｅｎtｅd　ｃatｅｇorｙ　oｆ　sｅｍAＮTｉｃs），衍射”（大寫為本人所加）③這幾個概念相聯結。衍射是“一種視覺上的隱喻，它使世界中看起來有所不同”，對此，哈拉維（1994）也用“挑棚子遊戲”這一隱喻來表述，它將社會技術關係的活動想像為不如“網絡”這個詞常常傳遞的意思那麽有序，那麽具有功用性。正如我在提及哈拉維的著作時所表明的，我在從事研究AＮT的過程中主要傾向於Ｊoｈｎ　Ｌaw （1999）稱之為“後AＮT”的理論。在Ｌaw的AＮT資源主頁上列出的帶註解的參考書目中，他將哈拉維（1997）的《謹慎的見證者＠第二個千禧年女性男人遇到致癌鼠》（Ｍodｅst＿Wｉtｎｅss＠ Sｅｃoｎd＿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ＦｅｍaｌｅＭaｎ？＿Ｍｅｅts＿OｎｃoＭoｕsｅ？）稱為是以完全不同的、又部分相關的激進的女性主義技術科學來取代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最著名的例子。在這個資源中許多“後AＮT”的研究既歸功於AＮT本身，也同樣、甚至更多地歸功於哈拉維。4 當然，我仍然使用“rｈizoｍantic”這一術語，因為這篇文章的大部分內容都與螞蟻（aｎts）有關（P.2５3）。

為什麽是螞蟻呢？當我苦苦地思考如何將一篇匆忙寫就的論文摘要擴展為一篇像樣的會議論文時，螞蟻幫我解了圍。我的題為“成為賽博格：

實施“後人類教學”的論文摘要只指出了賽博格身體和身份在教育實踐場所的繁衍，並暗示我將利用德勒茲和AＮT的理論框架，探究這種繁衍的教育學意蘊。我（沒來由地充滿自信地）寫道，我的論文將“論證一個正在成為生化人的教師是如何用生化人這一通俗的，理論性概念來啟發他的教育工作的”，但是我並不知道如何去實施。

在搜尋最近關於賽博格和教育的文獻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了Tim Angus，Ian Cook and James Evans（200１）合著的《賽博格教育學的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　Pedagogy），一篇明確基於AＮT來教授大學課程的論述。我被作者關於人機復合體教學理論的深刻性所折服，同時又好奇德勒茲的比喻（結構）［（con）figuartions］又是如何給他們的觀點“增值”的。螞蟻就在此刻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從許多方向同時出現。回想起來，我只能推測是因為我對關於“ANT”相關資料的反復閱讀，使他們最終從我塵封的記憶中跑出來，成為引領我意識的力量。


1 參見，比如，網上繪制地圖項目畫廊，網址ｈｔｔｐ：／／ｔｉｎｙ．
ｃｃ／ｅｚｈｇｓ，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2 我用“通俗的”和“學術的”這兩個概念僅僅是為了表明我對不同文化生產方式的看法，絕不是想在二者間劃一個界限。

3Ｒｏｓｉ　Ｂｒａｉｄｏｔｔｉ（2000）表明，‘figurations’這個概念—相比於“隱喻”的典型作用representational與德勒茲概念化地使用想像一詞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ｐ．１７０）。

4 關注語義學中的ＡＮＴ並非必須，但即使我不關註，其他人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