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個最大的思想，是一個傲慢的中央帝國在被征服之後的選擇。中國被打敗了，不是想翻盤嗎，那麼，“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中國可以繼續傲慢，但無論如何，要想對西方人戰而勝之，不能不從研究、學習開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本來就是中國聖賢的教誨。魏源接著這樣的思路往下走，順理成章，無可挑剔。

在這部書中，魏源建議中國人應該正視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應該盡快發展自己的工業、商業、航運業、金融業。中國不僅應該大度接納西方人來華貿易，而且應該“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國資本開放市場。將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種子，漸漸嫁接至中國農業文明老樹上。更有甚者，魏源在這本書中，還刻意介紹了英美等國民主制度，以為英美聯邦制、選舉制、分權制衡的司法制度，以變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選官舉能，可謂不公乎，可謂不周乎（《海國圖誌後序》），實在值得中國人注意借鑒。

《海國圖誌》意識到了歷史大轉折，意識到了中國無法固守單一的農業文明，中國應該增強“海國”意識，應該與世界互動，雙向開放。

一百多年後重讀《海國圖誌》，我們依然能感覺到一個敏銳的知識人對世界大勢的清晰判斷，中國如果沿著這樣的路徑走下去，在鴉片戰爭後發奮改革，中國應該很快可以歩趨西方，與世界一致。然而，“天朝上國”的惰性太強大了，失敗很快成為過去，剛剛醒來的雄獅打個哈欠又睡著了。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國圖誌序》）。

中國是一個崇尚工具理性的國度，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有實踐的檢驗，許多道理在很多人看來就不一定具有真理意義，因而近代中國的每次大進步，幾乎都伴隨著失敗，總是“失敗實踐”後的覺醒。失敗的越慘烈，進步就越大。

《海國圖誌》在自己的國家沒有贏得應有尊重，沒有轉化為變革的力量，根據魏源好友姚瑩分析，這主要是因為《海國圖誌》“犯諸公之忌”（姚瑩：《與余小波言西事書》，《東溟文後集》卷八），談論了不該談論的事，從而使中國錯失至少二十年機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與中國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個偶然機會讓《海國圖誌》傳到了日本。此時的日本還處在鎖國狀態，但魏源這部書卻讓日本人如獲至寶，在此後五年間，《海國圖誌》的日文版本竟然有出了二十幾個，深刻啟發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識。江戶晚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在閱讀了《海國圖誌》後，格外佩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為應該像魏源那樣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規劃日本方略。在許多人仍將西方文明視為“奇技淫巧”之“邪教”的時候，佐久間象山由魏源啟示開始了對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2017-08-07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