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方法和計算方法的異同並不容易說清楚，不同口徑的界定會導致不同結論。在數字人文語境中或許帶有宏觀與微觀、泛指與專指之別，有時互有包含交叉，一些目前主要不是計算的數字方法，隨著技術發展也可能逐步融進計算手段。就目前來說，數字方法在含義上比計算方法具有更寬泛的包容和所指，針對各類資源所做的數字化采集、加工、組織、分析、呈現都在此列，但不一定是計算方法。數字記憶和目前理論上被納入數字人文領域的數字出版、電子文學、數字重建、互動遊戲等，都有相當部分並未采用嚴格的計算方法，而是較多地將人文研究的闡釋和敘事性與數字媒介的特征結合起來，應用多種不同的數字方法。…

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具有很大的交集，在對象和方法上多有重合，一些項目同時具有雙重屬性，比如倫敦國王學院數字人文系目前承擔的亞洲人權委員會的“數字檔案：後種族滅絕的盧旺達記憶重建”[4]，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中國戰‘疫’。記憶庫”、上海圖書館的“上海年華”、中國盲文圖書館的“視障人士記憶”等。同時，數字記憶出於特定功能需要的某些構建方法目前並未被數字人文包含、認可，可視為二者不重合部分。隨著二者的發展成熟，其重合面將會逐漸擴大，當數字人文及其方法體系的包容度更大更清晰，數字記憶的方法體系更科學規範時，數字人文很可能在總體上成為數字記憶的上位概念，數字記憶成為數字人文的一種特色類型或一個支脈被包容於其下。

1基本面的重合…

很多數字記憶項目是上述多種形態的混合體。比如“北京記憶”數字資源平臺，針對不同的記憶對象和記憶場景分別采用多種方式呈現，包括數字敘事、數字重建、地理信息系統、可視化、3D建模、數據建模、VR/AR、動漫遊戲等，同時對原生和再生的數字資源進行存儲和整合。如此多種數字人文形態的合成並用，自然使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產生多面重合。

綜合上述四個方面，數字記憶在使用數字方法處理多樣化的數字資源，實現記憶資源的整合、知識呈現與發掘等方面，與數字人文所追求的提高人文研究效率和深度、變革知識生產方式、帶動人類文化認知進階的深層目的和實現路徑具有明顯的吻合度。

 2 現實中的部分不重合…

數字記憶大多以記憶主體為核心，圍繞個體或社會群體，涉及大量與人文學術及社會文化現象相關的議題，這就使得二者在所涉範疇上有了重合基礎。例如，在全球頗有影響的“威尼斯時光機”項目，旨在利用千年歷史檔案呈現自公元900年至2000年城市建築與文化的宏大發展史，“這些龐大的歷史資料可能涵蓋了100億個事件”“詳細記錄了歷史上威尼斯城市生活的所有細節”[9]，包括政治、經濟、金融、貿易、醫療、稅務、地理、建築、航海、市民居住網絡與生活等。項目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卡普蘭(Frederic…

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家族之間的疏離感很大程度上緣於數字記憶的敘事特性。記憶有賴於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要素串聯的圖景或故事來復現，所以敘事不可缺少。從傳統媒介記憶中成長起來的數字記憶，其敘事內容往往缺少結構化組織，較少采用計算方法，與從人文計算中成長起來的數字人文便少有互動。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和厘清。

 一是數字人文的方法中是否包含數字敘事？事實上，數字人文帳下的電子文學、電子遊戲、數字重建等都帶有不同程度的敘事性。電子文學在互動中形成的開放式情節需要算法支撐，並服務於敘事效果。與傳統敘事不同，數字敘事可以借助數據庫和新媒體展開，“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幾乎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敘事結構”…

內容提要：“數字人文”和“數字記憶”同為數字技術與人文現象的相遇，文章從分析二者的內涵、架構和方法論特征出發，試圖厘清二者關係，尋找共同發展道路。二者重合的基本面主要表現在領域對象的人文屬性、數字資源的多樣性、數字方法的近似性，以及成果形式的復合性等方面，體現了二者在深層目的和實現路徑上的吻合。現階段的不重合主要表現在數字方法應用規範性、拓展性、工具化程度，以及數字資源呈現理念與方式上的差異。在二者同向推進的過程中，數字人文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同步擴大包容性，超越人文計算格局，以數字方法代替計算方法作為方法論基礎；數字記憶需要加強理論構建和方法論研究，促進敘事的數字化轉型，通過故事數據化、數據故事化等方法提升科學性、規範性和功能度，加強與數字人文的對話交流，共同構建更加開放、寬闊的數字人文譜系。

0…

案例之一，芬蘭國家集體記憶平臺“CuhureSampo”把因戰爭分散的記憶資源匯集整合，劃分為67類，以此再現19世紀芬蘭的國家集體記憶。在對這些紛繁復雜的資源進行管理時，“CuhureSampo”利用包含80萬個地理信息的芬蘭地理信息注冊表、芬蘭1865-2007年縣域時空本體、人物和機構本體，以及其他一些國際本體，如“藝術家聯合名錄”(ULAN)等，來定義和解釋資源中有關位置、時間、人物和機構的概念及其關係；利用農業、林業、藝術、攝影等領域本體為不同類型的資源進行本體建模，根據本體模型使用18種元數據模型、204個基本屬性對所有資源進行著錄。最終以270萬個三元組的形式將13.4萬個記憶資源以及28.5萬個相關文化要素(人物、位置、機構、時間等)存入“CuhureSampo”知識庫，支持“CuhureSampo”門戶在前端各類應用，包括地圖可視化、深度檢索、時間軸、傳記瀏覽，等等。[11]…

進入21世紀，我們處在一個壓力明顯增長的時代。歷史學界面對著創新的挑戰，出現了許多新的探索和嘗試，“數字人文”是其中重要的路徑之一。這些年來，學者根據各自不同的研究實踐，提出過多方面的建議與質疑，體現出對於“數字人文”走向的高度關注。

一、新的學術活力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人文領域、信息領域的諸多學者持續貢獻心血與精力，希望為人文學科研究方式的提升與轉變創造條件。“數字人文”是數字化、智能化環境下多學科匯聚的學術增長點，為人文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方法，注入了新活力，也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史學的格局，使一些有賴於大量數據處理的研究成為可能。…

歷史學是反思的學問，處理的對象是紛繁世界的實質關聯。平面表淺是史學研究的大忌。我們關注“歷史表象的背後”，如何調度材料、形成聯想、深度開掘、恰當組合，如何從字里行間透視研究對象的來源、結構關係和層進脈絡，這些特有的追求，在“大數據”的洪流下，應該得到支持、發展，而要避免被遮蔽的可能。

資料的全面、精準，是數據庫提高有效利用率的前提。好的系統，要方便使用，才能充分發揮效能。人文學科特有的屬性，使其不會仰仗固定統一的資料處理標準和研究模式；其學科素養，又離不開對於歷史文化現象的感覺與體悟。這種特性化的需求，對“數字人文”的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建設檢索項目界定清晰、選擇性功能完備、多版本比對方便、反饋糾錯機制便利、與相關數據庫功能銜接的檢索平臺，將是人文學界的重要福音。…

一波一波專題性、結構型數據庫出現在面前，與時俱進的前沿感和新鮮魅力激發出研究的活力。多種類型多重手段的互聯，使歷史學者有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延展平臺，有了更多量化統計與質性研究的對話；有可資調遣的新手段用以處理“老”問題，也會面對“數字人文”帶來的新問題。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學術機制的重組重構，開始了大跨度文理交叉的試驗與實踐過程。

“數字人文”已經取得諸多成就，但總的來說，還是處於起步階段；其應用價值，需要學者們在學術研究的實踐中來探討和驗證，可以在反饋反思的基礎上促使其性能的進一步提高。追索某類主題的數據庫，在將描述性文本轉化為量化數據的過程中，可能會使立體敘述扁平化，也可能過濾掉某些看似不直接相關的內容，造成歷史信息的衰減。如何使數據庫層次類型豐富適用，準確、方便、完善，是人文學界和信息學界面臨的共同任務。…

 (然而實際上) 並非如此，我從事的只是它經典化了的一小部分作品，它們甚至占不到(這個歷史時期和歐洲此地)已出版文學的百分之一，而且，有些人讀得比我更多，但關鍵在於有 3 萬種英國 19 世紀小說還並不在這個範圍內，或者是 4 萬、5 萬、6 萬，沒有人真正知道到底是多少，沒有人真正閱讀過它們，也不會有人去讀遍它們。



而除此之外，我們尚有法國小說、中國小說、阿根廷小說、美國小說等等， 讀得“更多”總是一樁好事，但卻並非解決之道，③作為一名普通讀者，去讀完民族文學的極小一部分都不過蜻蜓點水，更不要說世界文學了， 這一數量上的門檻也體現為質上的不同:



閱讀多了便會產生不同的感受和觀察， 在莫瑞蒂看來，解決的辦法是遠離“細讀”傳統，發展出一種新的“遠讀” (Distant Reading)…

[美] 戴安德 姜文濤 撰 趙 薇 譯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美國 賓夕法尼亞州 19019；浙江大學 外國文學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58）



（原載：山 東 社 會 科 學，2016年第11期，總第255期）



編者按: 隨著…

近日，文化和旅遊部批准發佈中國首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的文化行業系列標準《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以下簡稱「標準」），對民間文學等十大門類非遺代表性項目應采集、著錄的內容及其相應要求進行了歸納提煉。該標準更好地明確了非遺數字資源采集著錄工作的具體方向和重點內容，提升了記錄工作的科學化、規範化、標準化水平，有利於中國非遺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傳承弘揚。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回望歷史，悠久綿延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留下了燦若繁星的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血脈，見證著中華文明取得的輝煌成就；放眼當下，在新時代保護好、傳承好非遺文化，更能激活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旺盛生命力，有利於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認同，對延續歷史文脈、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這個目的，我們計劃在這一專欄裏推出三種不同類型的學術文章， 第一種包括:該領域內那些已經聲名日盛、在北美主要研究型大學任職的人文研究學者最近研究論文的中文翻譯版本ꎻ考慮到這種新的研究潮流正在發生非常快的變化，以及數字人文與大眾文化之間自然的密切聯系①，我們也會有代表性地摘取一些這些學者們的博客文章，並輯錄在此，它們往往會比正式發表的研究論文和學術書籍更能反映這股學術潮流最新的發展ꎻ同時，我們會專門對其中部分學者進行簡單的學術采訪，請其談談同數字人文的個人化機緣以及對這個學術潮流發展方向的展望等， 盡管這些研究性文章將首先聚焦於有關西方的人文研究(尤其在文學研究方面) ，我們的讀者卻很可能會由此對他們的方法論產生興趣， 這方面，我們在第一期中重點推出芝加哥大學的蘇真(Richard So) 、霍伊特朗(…

(4)技能的結合，諸如對編程與批評分析的同時運用， 這最後一點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為這對真正富有革新性的數字人文項目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諸如學習像Python或 R 語言等編程方面的知識，或者對統計學的高階掌握， 技術問題也是核心問題，我們在將來的幾期中也會再多次回到這個問題上來，這一點也說明了數字人文本質上是一項互相協作性質的、跨學科的事業。



今天，大多數數字人文項目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協作完成的，而且其中一些項目甚至是由專家合作的復雜網絡組成的，其中包括了圖書館員、計算機科學家、統計學家、文學和歷史學者，…

三、網絡…

中國文化和旅遊產業正在跑步進入文創4.0時代，這是技術、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社會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隨著語音識別、圖像識別、自然語言理解等技術的提高，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智能寫作、設計、音樂、遊戲、展陳、講解、老照片修復等領域的應用逐漸得以提升。在區塊鏈(Blockchain)方面，用區塊鏈進行版權保護、流通和內容創意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在雲計算(Cloud computing)方面，各種文化雲、媒體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雲計算在文化和旅遊產業、公共文化服務、文化場館服務等方面得以全面應用。在大數據 (big Data)和社會化計算…

[美] 戴安德 姜文濤 撰 趙 薇 譯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美國 賓夕法尼亞州 19019；浙江大學 外國文學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58）



（原載：山 東 社 會 科 學，2016年第11期，總第255期）…

高技術化生產力與強勢交互性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生產方式。數字文學生產中的生產技術主要表現為高科技化的數字技術。數字文學的生產工具即數字計算機以及與之相關的硬件設備和軟件程序。其中技術化水平最高的是可以直接生產出文學文本各種生成軟件。如西奧·盧茨（Theo Lutz）發明的“隨機文本”生成器、J.R.米翰（J.R.Meehan）發明的“故事編織”者、斯科特·特納（Scott Turner）發明的“吟遊詩人”、塞爾莫·布林斯約德（Selmer Bringsjord）等發明的“布魯圖”（BRUTUS）等。技術化水平次之的是人類作者創作時使用的輔助性軟件，如東門系統公司開發的“故事空間”、出現較早的超卡編輯器等。技術化水平最低的是各種文字處理器以及音頻、視頻、動畫等編輯設備等。數字文學生產者的高技術化體現在上述高技術化生產軟件即人工智能作者（此處生產工具與生產者已合二為一）、人類與機器相結合的“賽博格作家”（Cyb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