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數字人文與中國歷史研究(1)

進入21世紀,我們處在一個壓力明顯增長的時代。歷史學界面對著創新的挑戰,出現了許多新的探索和嘗試,“數字人文”是其中重要的路徑之一。這些年來,學者根據各自不同的研究實踐,提出過多方面的建議與質疑,體現出對於“數字人文”走向的高度關注。

一、新的學術活力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人文領域、信息領域的諸多學者持續貢獻心血與精力,希望為人文學科研究方式的提升與轉變創造條件。“數字人文”是數字化、智能化環境下多學科匯聚的學術增長點,為人文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方法,注入了新活力,也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史學的格局,使一些有賴於大量數據處理的研究成為可能。

我個人是傳統式的史學工作者,並不熟悉“數字人文”技術及其運作方式。但我和大家一樣,都受益於“數字人文”發展的成就;不僅研究中離不開各類電子資源,而且閱讀、思考與寫作的方式都在隨之發生變化。


歷史研究者是面向歷史,也是面向未來的。人文學科需要積累與傳承,需要拓展學術空間,激活學術潛力,這種內在需求,使當代學者一直追求學科融通,不斷尋求新的發展路徑。這是推動“數字人文”進展的根本動力。我們看到,作為信息科技與人文學科的交叉,“數字人文”是迄今為止理念最為開放、成就最為顯著的跨學科研究與運行方式。它的產生和推進,是基於“數字”與“人文”雙向的需求與驅動。它將計算工具與方法引入人文學科,也使科技工作者逐漸理解歷史學的學術語境,從根本上突破了彼此之間的學術壁壘。“數字人文”的發展,架構起跨越學科界限的橋梁,拉近了人文學者與信息科技工作者的距離,提供了多學科交流的平臺和全新的研究工具,開辟了更加廣闊的思考界域和學術天地。

就歷史學而言,所有成就的基礎,無非來自“材料”與“議題”二者,來自二者的結合。窮盡史料“竭澤而漁”,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前提;材料搜討是否充分、處理是否得當,效率高低,是決定研究成敗的關鍵。數字人文的工作重點,也在於材料挖掘、文本分析;文獻、圖像、考古資料以及視頻音頻的轉化處理,是其強項。數字人文技術的介入,所針對、所嘗試突破的,恰好是從歷史學關鍵的基礎性節點起步。


就我們歷史系師生常用的古籍文獻數據庫來說,大多是基於純文本的數據呈現,其主要功能為檢索查詢。數據庫材料範圍寬泛,排列隨機性強,查詢者如果主題與關鍵詞設置得當,不僅會增補史料,而且可能糾正先入的觀念,一些原本潛在的問題也會凸顯出來。例如,利用數據庫觀察詞頻的分佈,觀察某些詞語在特定時期的密集出現,可能發現一些帶有時代趨勢性的議題;又如,查找某些文本的史源,通過搜尋比對雷同文字,往往有不少紙本閱讀之外的發現;有些本不熟悉的關鍵詞,也可能在檢索過程中意外“跳”出來。透過不斷追問,即便是字面的檢索,也可能支持並且引導學者的深度研究。

如學者所指出,數據庫提供的檢索方式,類似於索引,“本質上都是揭示人類知識內在關聯的認知方式”,“索引揭示的知識規則,是構建新媒體時代人類知識體系的基礎,也是實現知識發現新方案的基礎”。知識系統的有序性和關聯性,在數據互聯的網絡體系中得以呈現和把握。[1]此類數據庫,作為人文研究的基礎工程,不斷朝往便捷、高效、準確的方向努力,已經被學界廣泛接受與利用。


注釋:

[1]參見史睿《論中國古籍數字化與人文學術研究》,載《春明蔔鄰集》第119—141頁,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年;《上海書評》2020年8月9日“史睿談數字人文與現代文獻學研究”。(愛思想 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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