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我們處在一個壓力明顯增長的時代。歷史學界面對著創新的挑戰，出現了許多新的探索和嘗試，“數字人文”是其中重要的路徑之一。這些年來，學者根據各自不同的研究實踐，提出過多方面的建議與質疑，體現出對於“數字人文”走向的高度關注。

一、新的學術活力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人文領域、信息領域的諸多學者持續貢獻心血與精力，希望為人文學科研究方式的提升與轉變創造條件。“數字人文”是數字化、智能化環境下多學科匯聚的學術增長點，為人文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方法，注入了新活力，也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史學的格局，使一些有賴於大量數據處理的研究成為可能。

我個人是傳統式的史學工作者，並不熟悉“數字人文”技術及其運作方式。但我和大家一樣，都受益於“數字人文”發展的成就；不僅研究中離不開各類電子資源，而且閱讀、思考與寫作的方式都在隨之發生變化。

歷史研究者是面向歷史，也是面向未來的。人文學科需要積累與傳承，需要拓展學術空間，激活學術潛力，這種內在需求，使當代學者一直追求學科融通，不斷尋求新的發展路徑。這是推動“數字人文”進展的根本動力。我們看到，作為信息科技與人文學科的交叉，“數字人文”是迄今為止理念最為開放、成就最為顯著的跨學科研究與運行方式。它的產生和推進，是基於“數字”與“人文”雙向的需求與驅動。它將計算工具與方法引入人文學科，也使科技工作者逐漸理解歷史學的學術語境，從根本上突破了彼此之間的學術壁壘。“數字人文”的發展，架構起跨越學科界限的橋梁，拉近了人文學者與信息科技工作者的距離，提供了多學科交流的平臺和全新的研究工具，開辟了更加廣闊的思考界域和學術天地。

就歷史學而言，所有成就的基礎，無非來自“材料”與“議題”二者，來自二者的結合。窮盡史料“竭澤而漁”，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前提；材料搜討是否充分、處理是否得當，效率高低，是決定研究成敗的關鍵。數字人文的工作重點，也在於材料挖掘、文本分析；文獻、圖像、考古資料以及視頻音頻的轉化處理，是其強項。數字人文技術的介入，所針對、所嘗試突破的，恰好是從歷史學關鍵的基礎性節點起步。

就我們歷史系師生常用的古籍文獻數據庫來說，大多是基於純文本的數據呈現，其主要功能為檢索查詢。數據庫材料範圍寬泛，排列隨機性強，查詢者如果主題與關鍵詞設置得當，不僅會增補史料，而且可能糾正先入的觀念，一些原本潛在的問題也會凸顯出來。例如，利用數據庫觀察詞頻的分佈，觀察某些詞語在特定時期的密集出現，可能發現一些帶有時代趨勢性的議題；又如，查找某些文本的史源，通過搜尋比對雷同文字，往往有不少紙本閱讀之外的發現；有些本不熟悉的關鍵詞，也可能在檢索過程中意外“跳”出來。透過不斷追問，即便是字面的檢索，也可能支持並且引導學者的深度研究。

如學者所指出，數據庫提供的檢索方式，類似於索引，“本質上都是揭示人類知識內在關聯的認知方式”，“索引揭示的知識規則，是構建新媒體時代人類知識體系的基礎，也是實現知識發現新方案的基礎”。知識系統的有序性和關聯性，在數據互聯的網絡體系中得以呈現和把握。[1]此類數據庫，作為人文研究的基礎工程，不斷朝往便捷、高效、準確的方向努力，已經被學界廣泛接受與利用。

注釋：

[1]參見史睿《論中國古籍數字化與人文學術研究》，載《春明蔔鄰集》第119—141頁，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年；《上海書評》2020年8月9日“史睿談數字人文與現代文獻學研究”。（愛思想 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