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一波專題性、結構型數據庫出現在面前，與時俱進的前沿感和新鮮魅力激發出研究的活力。多種類型多重手段的互聯，使歷史學者有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延展平臺，有了更多量化統計與質性研究的對話；有可資調遣的新手段用以處理“老”問題，也會面對“數字人文”帶來的新問題。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學術機制的重組重構，開始了大跨度文理交叉的試驗與實踐過程。

“數字人文”已經取得諸多成就，但總的來說，還是處於起步階段；其應用價值，需要學者們在學術研究的實踐中來探討和驗證，可以在反饋反思的基礎上促使其性能的進一步提高。追索某類主題的數據庫，在將描述性文本轉化為量化數據的過程中，可能會使立體敘述扁平化，也可能過濾掉某些看似不直接相關的內容，造成歷史信息的衰減。如何使數據庫層次類型豐富適用，準確、方便、完善，是人文學界和信息學界面臨的共同任務。

“數字人文”不僅是一種技術，不僅是人文學者使用漸多的查詢檢索方法，也體現著傳統治學方式與數字技術關聯融通的開放態度；它開啟了新的研究窗口，改變著我們慣用的工作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我們組織學術議題的思維方式。我們不宜將其與人文學科的終極價值、人文學者的學術想象力對立看待，而應當意識到，“數字人文”的應用為我們提升研究水準、回應多面相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數字人文”要登上新的臺階，有賴研究者針對計算技術“提問”，這與我們的學術視野、學術前瞻力相關。這是一個逐漸趨於完善的過程——盡管絕對的“完善”永遠不會“一勞永逸”地實現。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是這一過程的觀察者，也是參與者、親歷者。人文學術與計算技術的“知己知彼”，雙方的溝通與契合，對我們是一挑戰。“數字人文”技術的完善，不能僅靠期待、“仰賴”；研究者的實踐，實踐中提出的議題、發現的問題，正是推動相關技術手段糾錯、細化的必要條件；而所謂“範式更新”、“思維革命”，則要靠研究者自身基於新條件、新可能的努力。

從古到今的技術、知識與思想，無不靠“人”的追求與創造而生成；疊進更新的技術、知識、思想，時時刺激、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程。無論目前數字化還有多少不足與改進的空間，這一基本潮流終歸會不斷向前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具備清醒的認識，就能依靠“互聯”的持續探索、共同的學者智慧引導“數字人文”的方向與歷程。

三、新的融通期待

世界文明的發展，對於文明的研究，從來都是跨時代、跨地域、跨學科的。在文明對話的大潮下，今天的“數字人文”領域，可以極大拓寬研究視野，也正是國際交流、合力互通的典範。諸如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常用的“數字人文”學術研究平臺DocuSky、CBDB、CHGIS，以及漢語料標注平臺MARKUS、地方誌分析平臺LoGaRT，都是多方合作的結果，也都惠及國際學界。

數據庫是靠有心人制作完善的，歸根到底也是服務於有心人的。任何學術方式，都不可能成為簡捷單一的倚賴工具。我們不能將“數字人文”的研究方式與傳統考證方法對立起來。盡管看起來積累不足的初學者容易從數據庫中受益，而事實上，研究畢竟不靠尋章摘句，真能充分利用數據庫優勢而不致被其限制的，首先是具備史學訓練基礎、具備清晰問題意識的學人。有位長期參與數據庫工作的朋友跟我說：“我們要用數據庫；對於數據庫有哪些問題，也要清楚才行。不然，會出大問題。”這也恰恰說明，數據庫的完善，必須有人文學者參與。（愛思想 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