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這個目的，我們計劃在這一專欄裏推出三種不同類型的學術文章， 第一種包括:該領域內那些已經聲名日盛、在北美主要研究型大學任職的人文研究學者最近研究論文的中文翻譯版本ꎻ考慮到這種新的研究潮流正在發生非常快的變化，以及數字人文與大眾文化之間自然的密切聯系①，我們也會有代表性地摘取一些這些學者們的博客文章，並輯錄在此，它們往往會比正式發表的研究論文和學術書籍更能反映這股學術潮流最新的發展ꎻ同時，我們會專門對其中部分學者進行簡單的學術采訪，請其談談同數字人文的個人化機緣以及對這個學術潮流發展方向的展望等， 盡管這些研究性文章將首先聚焦於有關西方的人文研究(尤其在文學研究方面) ，我們的讀者卻很可能會由此對他們的方法論產生興趣， 這方面，我們在第一期中重點推出芝加哥大學的蘇真(Richard So) 、霍伊特朗( Hoyt Long)和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的安德魯·派博(Andrew Piper)的最新研究文章，之後，我們也將介紹一些北美有關中國文學和歷史研究中數字人文方面的進展，在此，我們的目標不僅是為了展示數字人文為中國人文研究界帶來的可能貢獻，更要將在使用數字人文時碰到的一些實際困難和應對策略呈現出來，最後，我們也將刊出一批數字人文主題的中文原創性文章，在這裏，我們首先對數字人文進行簡單的歷史回顧和現狀介紹， 這在所涵蓋的範圍上談不上廣泛全面，事實上，鑒於數字人文迅猛、快速的發展，“什麽是數字人文”這一類的題目已經成為一種寫作的題材了，每年都會有這方面的學術專著出版，② 但我們會為讀者提供進一步探索的參考文獻，也會為將要刊出的系列文章和訪談提供一個簡單的背景。

二、2000年之前的歷史:計算時代前後的“數據與文本”

和談任何學術領域一樣，克制住那種急切地要為數字人文確認一個清晰“起源”的心態在此尤為重要，一般來說，以計算機為基礎的文本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耶穌會羅伯特·布薩(Roberto Busa) 神父始於1949 年的偉大工作， 布薩神父意欲創建一個數據庫，裏面包括了聖徒托馬斯·阿奎納 ( Thomas Acquinas，1225—1274) 著作所使用的全部詞匯(大約 1100萬拉丁文詞) ， 盡管布薩神父有可能是最早使用計算機技術和統計方法來促進詮釋學的人，但他卻並非實驗大規模文本分析的第一人， 例如，早在 19 世紀末，托馬斯·門登霍爾( Thomas Corwin Mendenhall，1841—1924) ，一位美國物理學家，便開始測量文本中所使用詞匯的平均長度，或者作者的整個語料庫，以便於確定在該作者的寫作中，他/ 她的用詞是否體現出了與其習慣相一致的分布，這種科學性的實驗最終發展為了計量文體學，③ 另一個例子是 1920年代的俄國形式主義，像文學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Borisovich Shklovsky，1893－1984)和研究民間故事的普洛普(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Ｙａｋｏｖ￣ｌｅｖｉｃｈ Propp，1895—1970)這樣的批評家，都致力於在文學和文化研究方面發展出一套科學的研究方法， 第三個例子，當然是 1920年代的梁啟超，以及他所受到的來自歷史學和哲學研究的影響，這也與 20世紀前半葉中國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運動密切相關，④ 反過來看，梁啟超的工作在布羅代爾的統計歷史地理學和其後幾十年的年鑒學派中找到了回聲，⑤ 這些例子，盡管零散，卻形成了一種模式， 它可以說明，早在數字計算機到來之前，人們便想要通過計算和查找大規模數據來分析問題， 文學和歷史學者們為了更好地定位我們現在的時代，開始重新審視這段歷史， 由此，這段數字人文的前史才變得可以理解起來，⑥ 這一回顧是真正必要的，因為它將數字人文與生俱來的魅力和它在人文研究學者之中所引起的那些揮之不去的焦慮重新歷史化了， 早在 1938 年，海德格爾深刻地描述過現代研究者們對量化知識的沈迷，海德格爾描述的“研究者” ，正體現了量化分析向人文學的迅速滲透和一種新的跨學科研究的興起， 同時，海德格爾對近代研究者的批評，也預示了今天一些學者對數字人文的批評，這些批評將數字人文視為技術拜物教乃至大學向新自由主義轉變的象征。①

[美] 戴安德 姜文濤 撰 趙 薇 譯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美國 賓夕法尼亞州 19019；浙江大學 外國文學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58）

（原載：山 東 社 會 科 學，2016年第11期，總第2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