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之一，芬蘭國家集體記憶平臺“CuhureSampo”把因戰爭分散的記憶資源匯集整合，劃分為67類，以此再現19世紀芬蘭的國家集體記憶。在對這些紛繁復雜的資源進行管理時，“CuhureSampo”利用包含80萬個地理信息的芬蘭地理信息注冊表、芬蘭1865-2007年縣域時空本體、人物和機構本體，以及其他一些國際本體，如“藝術家聯合名錄”(ULAN)等，來定義和解釋資源中有關位置、時間、人物和機構的概念及其關係；利用農業、林業、藝術、攝影等領域本體為不同類型的資源進行本體建模，根據本體模型使用18種元數據模型、204個基本屬性對所有資源進行著錄。最終以270萬個三元組的形式將13.4萬個記憶資源以及28.5萬個相關文化要素(人物、位置、機構、時間等)存入“CuhureSampo”知識庫，支持“CuhureSampo”門戶在前端各類應用，包括地圖可視化、深度檢索、時間軸、傳記瀏覽，等等。[11]

 案例之二是浙江省仙居縣高遷古村的數字記憶“記憶高遷”。高遷是一個千年古村，資源分散多樣，該項目以“前站後庫”架構同步建設“記憶高遷”門戶網站和“高遷數字資源庫”。項目組將采集和制作的大約240G、超過3500份的數字資源，以文本、圖像、音頻、視頻、三維文件五類格式上傳至“高遷數字資源庫”，以文獻遺產、建築空間、家族先賢、精神文化、口述采訪、數字產品等不同主題分類管理，對所有文本資源進行了人物、位置、時間、事件和實物五類實體標注，形成了高遷古村數字資源實體庫，並以關聯實體方式對文本資源進行深度標簽化，為更深層次的文本挖掘和關聯數據開發奠定了基礎。對於圖像資源、音視頻資源等，則以“特色標簽”方式增加相關人、地、時、事、物的標注。基於“古村落文化本體”和所有已標注實體，利用protégé軟件創建了高遷古村文脈圖譜，可視化呈現高遷古村數字資源的歷史文化內涵與聯系。

案例之三是上海市圖書館的“上海年華”。該項目定位為城市記憶，設有“圖片上海”“電影記憶”“上海與世博”“從武康路出發”等板塊。為了真實再現上海的歷史變遷，“圖片上海”發掘和整理上海圖書館館藏地方文獻中的圖片資源，對其數字化後，將圖片解析成時間、地點、人物、機構、關鍵詞等各類元數據信息，形成各種穿插關聯，實現對圖片多角度、多層次的解讀，並采用圖文並茂的形式展示給讀者。“從武康路出發”通過AR導覽，介紹武康路歷史人文建築信息，這些信息來自上海圖書館的館藏資源，包括第一手資料和經專家深度加工的專題庫、知識庫資源，將不可移動的歷史文化建築與文化記憶資源深度整合，具有旅遊文化導航功能。上述數字記憶項目的資源匯聚和加工與大多數數字人文項目在目標、原則、方法上的重合性顯而易見。

 1.4 項目成果的復合性

數字人文界對於“傘”或“大帳篷”的形象詮釋有很高的認同度，而對於其下究竟罩住了什麽則是見仁見智，各有視角。布雷特·博布利“傾向於將材料開放、知識產權、工具開發、數字圖書館、數據挖掘、原生數字資源儲存、多媒體出版、可視化、地理信息系統(GIS)、數字重建、技術對多領域影響的研究、教育與學習技術、可持續模式等議題”囊括其中。[5]後來出版的《數字人文爭論(2016)》又將“大型圖像集可視化、歷史文物3D建模、原生數字資源傳播、標簽行動主義及其分析研究、AR遊戲、移動創客空間”擴充進了數字人文的研究對象中。[12]600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NEH)設置“數字人文獎項”，近年來重點關注和資助的數字人文方向包括電子出版與編輯、電子文學、沈浸式與虛擬環境、人文領域的計算機遊戲與模擬等。[13]張耀銘將國外數字人文項目歸納為GIS歷史地理可視化、語料庫建設、歷史數據庫建設、社會及歷史場景重建、檔案數字化五類[14]；王曉光則歸納為歷史地理可視化、文本挖掘與TEI標準、語料庫語言學、虛擬實境實現、圖像分析與數字重建等六類[15]，相關列舉不盡相同，並未引起實質性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