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是反思的學問，處理的對象是紛繁世界的實質關聯。平面表淺是史學研究的大忌。我們關注“歷史表象的背後”，如何調度材料、形成聯想、深度開掘、恰當組合，如何從字里行間透視研究對象的來源、結構關係和層進脈絡，這些特有的追求，在“大數據”的洪流下，應該得到支持、發展，而要避免被遮蔽的可能。

資料的全面、精準，是數據庫提高有效利用率的前提。好的系統，要方便使用，才能充分發揮效能。人文學科特有的屬性，使其不會仰仗固定統一的資料處理標準和研究模式；其學科素養，又離不開對於歷史文化現象的感覺與體悟。這種特性化的需求，對“數字人文”的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建設檢索項目界定清晰、選擇性功能完備、多版本比對方便、反饋糾錯機制便利、與相關數據庫功能銜接的檢索平臺，將是人文學界的重要福音。

任何技術進步，都有類似雙刃劍的兩面。有實質的幫助，也會帶來挑戰——對此要抱持“歷史性”的態度。追捧與貶抑，既是對“數字人文”前景的傷害，也是對自我學術天地的限制。就歷史學者而言，數據庫在一定意義上降低了我們搜集資料的難度，使得論文數量大幅提高，研究領域有所拓展；但我們要清晰地看到，“數字人文”對歷史學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不能僅靠材料的熟悉奪得先機，辨析與追問的能力高下會更加凸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值得注意：目前批評過度依賴數字化的學者，往往不是對於“數字人文”一無所知的人士，許多批評者是在國內較早推動史料數字化的“先驅”。他們的分析與提醒從長期研究實踐中來，應當引起重視。“數字人文”研究方式的廣泛應用，應該是人文學科得以深化的路徑。我們要十分警惕急功近利導致“表淺化”的可能，警惕滿足於表層文本的提取和簡易的量化排比，警惕不注意社會文化的綜合背景而輕易達成結論。

史籍的數字化不會自動帶來史料的“大發現”。數據庫促成了學者搜檢材料的便利，但經驗告訴我們，僅靠語詞搜討無法完成真正的研究；只有自文本閱讀起步且有所積累的學者，才能充分瞭解並且利用語詞及語詞組合完成檢索的目標。檢索出來的大量語詞數據，如何篩檢過濾，也要靠相關知識的日常蘊蓄。[3]更為重要的是，技術更新了，學業探究的要旨卻沒有輕易改變，深入研究仍然要靠“讀書得間”。這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說：“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4]這“縫罅”存在於字里行間，要靠體悟，靠“窮究”與“痛理會”。

各類數據庫協助我們抓取文本，觀察文本間的關聯；而非字面的深層領會，只能靠我們對各類史籍、對田野、對歷史遺跡的“觸摸”，靠我們內心的感悟，靠自身實踐與思考來摸索形成。

“數字人文”的深度發展、其成果的出現及其充分利用，都與人文學科的深度發展相伴相隨；加強問題提煉、材料閱讀與辨析的訓練，仍然是學人不容忽視的基礎與責任。（愛思想 2021-05-20）

[3]參見包偉民《數字人文及其對歷史學的新挑戰》，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9期，5—12頁。

[4]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十“學四·讀書法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62頁。

本文為作者2020年6月6日在“北京論壇”雲端國際論壇系列“數字人文視角下的中國歷史研究”上的發言，有增補修訂。原載於《中國文化》（2021年春季號），來源於“中國文化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