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數字記憶項目是上述多種形態的混合體。比如“北京記憶”數字資源平臺，針對不同的記憶對象和記憶場景分別采用多種方式呈現，包括數字敘事、數字重建、地理信息系統、可視化、3D建模、數據建模、VR/AR、動漫遊戲等，同時對原生和再生的數字資源進行存儲和整合。如此多種數字人文形態的合成並用，自然使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產生多面重合。

綜合上述四個方面，數字記憶在使用數字方法處理多樣化的數字資源，實現記憶資源的整合、知識呈現與發掘等方面，與數字人文所追求的提高人文研究效率和深度、變革知識生產方式、帶動人類文化認知進階的深層目的和實現路徑具有明顯的吻合度。

 2 現實中的部分不重合

雖然“總體上說，針對數字人文的定義或範圍，學者們很少有統一的意見——很多從事數字人文的研究者們也傾向於完全避免回答數字人文是什麽的問題”[16]，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綜合性描述中窺見現今數字人文的基本框架。數字人文領域知名學者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艾倫·劉(Alan Liu)通過對斯坦福大學“文學實驗室”有關文獻的分析，指出當前數字人文的四種共同特征：(1)使用已經存在的數字語料庫，即處理和分析已經建設好的數據庫；(2)使用量化或模型方式來規劃人文研究領域中的問題；(3)選擇一個特定的學科去設計項目；(4)技能的結合，諸如對編程與批評分析的同時運用。[16]北京大學王軍等以數字人文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兩種期刊——《數字人文學刊》(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和《數字人文季刊》(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fy)，以及國際數字人文大會稿件共計約1700篇文獻為主要數據源，梳理了數字人文的研究框架。這個框架劃分為三個基本模塊，即數據采集與資料庫構建、研究工具與研究平臺的建設、數據分析與結果解讀。三個模塊包含的基本流程是數據的收集、清洗、資料庫的構建，以及數據分析。[17]大衛·M.貝里(David M.Berry)搭建了“數字人文堆棧”，用界面、系統、公共結構、代碼/數據、機構、編碼與教育六個層次表達數字人文的構成元素和關係結構，把知識表示、數字方法、研究基礎設施和檔案作為數字人文研究的主要線索。[3]24這些綜合性描述的切入點和歸納方式各有不同，但主要線索都是圍繞數據的匯集、處理與分析展開，大致揭示了當前國外學者對數字人文內涵的主流認識。

再看數字記憶。數字記憶大多具有記憶資源存儲和呈現的雙重功能，因此基本上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內容豐富的資源庫，收藏、存儲記憶資源並為記憶呈現提供支撐；二是充分的展示空間，有效呈現記憶內容。不同記憶項目對於這兩種功能的設計處理不盡相同，但大致都形成了相應的資源平臺和展示平臺，“北京記憶”等則明確為“前站後庫”架構，前站承擔展示功能，後庫側重保存和知識組織。資源庫組織的構建原理和方法與很多數字人文項目基本相同，只是在數字方法應用的規範性、多樣性、拓展性方面有程度差異，能達到前文例舉的芬蘭國家集體記憶平臺等資源處理水準的尚屬少數，應用深度也有待提升。在資源呈現方面，數字記憶卻具有一些特殊之處。總體上看，數字記憶尚未形成明確的以數據組織為核心的研究框架與實施理念。

 根據記憶資源呈現方式的不同，目前世界範圍的數字記憶項目可以粗略分為展陳型和敘述型兩種體例。展陳型主要將該專題數字資源進行系統化展示，敘事型則是以數字記憶資源體系化、邏輯化、情節化、敘述式地呈現該專題內容。適應文化記憶的構建特點，兩種類型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敘事線索和特征，其中敘事型項目更為突出；與大部分數字人文項目相比，算法的應用相對較少，而是混合使用了多種數字呈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