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狀態看，面向人文學術的數字人文項目和面向個體、群體記憶的數字記憶項目在資源呈現方面有多種差異：前者的使命主要是知識組織、發現與創造，後者更突出通過記憶構建喚起情感共鳴或身份認同；前者側重以文本為主的各類資源的數據驅動，後者除利用各類可移動、不可移動資源之外，也吸收調查與創作資源，兼有數據驅動和事實闡釋驅動；前者以遠讀為主要資源分析方法，後者則兼用遠讀和細讀——為追求記憶接近真實，對某些資源的細讀及文化分析必不可少；前者多采用量化研究，借助算法進行文本分析，後者要兼用質性研究，到相關情境中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通過與對象互動來理解和解釋其行為，梳理事實線索；前者追求結論、邏輯嚴密嚴謹，其可視化多為計算結果的映射，後者浸入當下意識和情感，融入意義感，可視化中含有源於歷史、體現當下認知的創作型表達；前者的公眾參與形式多為眾包任務，後者更加重視眾籌資源；前者的成果主要是數據庫和學術結論，主界面注重提供多途徑查詢入口，後者除資源庫、移動端、網站之外，還會有多種表達記憶敘事的數字產品，如動畫、3D建模、互動遊戲、口述、視頻等，主界面注重向用戶提供直觀、便於理解的資源分類體系或專題列表等導覽系統。總之，人類記憶的場景性、情節性、時空性等特質對於數字記憶的敘事性表達需求，使之在呈現界面采用了較多非計算方法，轉而利用多樣的數字方法，以感性和理性的交織，兼及知識(事實)傳播與情感呼喚，形成飽滿的再現力和感染力，這樣一來，便與大多數面向學術的數字人文項目有了不同的形象性格和方法應用。

3 同向而行的前路

 在跨界風行的時代，具有交集的新事物比比皆是，二者相交、多者相交不勝枚舉，這是當今及至未來世界存在和發展的必然狀態，並無必要也不可能人為納入邏輯嚴謹的關係框架。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以部分重合狀態相交而立，盡管關係有些模糊，卻也各自生長，因此在二者的關係上，與其糾結於概念邏輯，倒不如相向推進，共同關注同樣處於成長期的它們怎樣交往更有利於認知的完善以及實踐方向的把握、實踐水平的提升。

3.1 從計算方法到數字方法

就數字人文而言，在理論和實踐中同步擴大包容性，有利於推動學科共同體和領域共同體的結成，提升包括數字記憶在內的各種數字人文形態的發展和成熟。“人文計算”在大約半個世紀的探索式存在中，不斷在文本類型、計算方法、應用領域、環境適應和功能實現等方面尋求突破，進而轉型為“數字人文”。這一概念轉換所蘊含的內容豐富且紛雜，後者與前者既有著血脈相連的繼承性，也有對前者的蛻變和超越。新領域的命名當時經歷了很多爭論和選擇，最終保留“人文”而將“計算”改為“數字”，表達了大多數學者在堅持人文對象、擴大方法和領域包容性方面的基本共識。在數字人文中，人文依然是引領和落點，發現和解決人工研究中耗時費力或無能為力的問題是初衷和目標，為此無須對方法嚴苛限制。方法需要服從、服務於目標的實現，這種思維邏輯和學術原則正是數字人文走向更大包容性的緣由之一。很多學者主張以開放的態度接納數字人文發展過程中“各式的可能和想象，擴大數字人文所蘊藏的能量和潛力”[18]9-18，指出“這一全新的命名(數字人文)明確地啟發了一個更大的領域，而且也被用在更廣闊的環境里，用以從整體上形容介於人文學科和信息科技之間的活動和結構”[19]。在這個大前提下，關注點主要聚焦於數字人文可以擴容到什麽地步，必須恪守的原則或方法論是什麽。

對於數字人文涵蓋範疇的理論推演和直觀感覺有時存在一些微妙的錯位。與擴展性發展的理論主張不盡同步的是，現實中仍有一些數字人文學者或多或少地執著於人文計算時期形成的主要方法論和格局，對於非計算方法的應用持有疑慮甚至拒絕，如同大衛·M.貝里所指出的“大規模數據集的‘戀數情節’的興起”和“日益增長的泛計算主義”，以及由此推高的“數字人文研究在量化計算領域增長而在人文領域衰減的趨勢”。[3]130-131盡管專家們列舉的數字人文子領域牽涉計算和非計算的多種數字方法，但是現實中將非計算類項目視為旁物或不正宗的若即若離感，一直或明或暗地困擾著數字人文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