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家族之間的疏離感很大程度上緣於數字記憶的敘事特性。記憶有賴於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要素串聯的圖景或故事來復現，所以敘事不可缺少。從傳統媒介記憶中成長起來的數字記憶，其敘事內容往往缺少結構化組織，較少采用計算方法，與從人文計算中成長起來的數字人文便少有互動。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和厘清。

 一是數字人文的方法中是否包含數字敘事？事實上，數字人文帳下的電子文學、電子遊戲、數字重建等都帶有不同程度的敘事性。電子文學在互動中形成的開放式情節需要算法支撐，並服務於敘事效果。與傳統敘事不同，數字敘事可以借助數據庫和新媒體展開，“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幾乎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敘事結構”[3]140。數字敘事多層、多維、多媒介、網狀、開放等特點賦予敘事很多新的可能，可以、也需要應用包括計算方法在內的多種數字方法，數字人文事實上已經接納了數字敘事方法的某些應用。

 二是數字敘事是否可以產生知識關聯、知識發現的效果？這是數字人文接納數字敘事的條件之一。從經驗出發，人們通常認為敘事不能用零散的數據拼湊而成，隨機存取的數據庫與敘事沒有內在關聯性，因而得出“數據庫和敘事是天敵”的結論。然而，敘事學專家瑪麗-勞爾·瑞安(Marie-Laure Ryan)告訴我們，即使是天敵，有時候也可以召集在“談判桌上”，數據庫不一定不能支持某種敘事體驗，這需要進行適當的設計。[3]304敘事從來包含多種維度和關聯，敘事學主張“必須容許對圍繞被述事件的目標、計劃、因果聯系、心理動機的闡釋網絡進行重構”[24]7。實際上，敘事中除了顯性的因果關係之外，也含有各種復雜的縱橫關聯。與傳統敘事的線性結構和單向傳播不同，數字敘事的非線性組織以及與用戶的互動，可以揭示作者、文本、讀者與歷史語境的交互作用，獲取各種顯性和隱性的關係信息。恰當應用數字方法完全可以從其中的知識碎片中得到新的連接和發現，而這些效果將來自我們對敘事的設計、對數字媒介和數字方法的應用。

 這種設計對於數字記憶的敘事十分必要，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故事數據化，即對用於敘事的多源多媒體記憶資源進行結構化處理，包括元數據著錄，建立概念模型，抽取實體、屬性和關係，建立數據關聯等，使豐富的記憶資源形成網狀關聯並實現智能檢索，其價值將得到大幅提升和活化；另一方面是數據故事化(Data Storytelling)，這是數據泛在背景下一個新興的研究方向，是指為了提升數據的可理解性、可記憶性及可體驗性，將數據還原或關聯至特定情景，並以敘述方式呈現的過程。其本質是以故事敘述的方式呈現“從數據中發現的洞察”[25]。故事數據化、數據故事化，不僅可以使數據庫和敘事在“談判桌”上達成“和解”，彼此成就，也可以逐漸彌合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之間的疏離，讓數字記憶獲得新的發展路徑和能量。

4 結語

數字人文是數字時代的產物，很多現象在既有框架中不能得以安放和解釋。大跨度的學科相交，“傘”狀或“大帳篷”的隱喻，為人們關於數字人文邊界的推演留下巨大的想象和思辨空間，接續而來的波瀾將卷向人類知識生產與評價的範式規則、現有學科結構，以及諸多學術思維慣性。

 從數字人文的視角看待數字記憶，緣自筆者多年從事數字記憶實踐和關注數字人文發展的些許思考。把數字記憶看作數字人文的一種形態、分支，抑或是旁系、近鄰，各有道理，不急於給出確定結論或許是個好的等待，給二者的前行留下更多探索空間。上述討論的本意，比起厘清二者關係，更希冀的是找到其中的原因和思維邏輯，並對數字記憶的本質、方法做一點理性思考。

 關於“數字人文譜系”，大衛·M.貝里所做的分析及其引用幾位學者的看法耐人思考：“我們的整個文化遺產必須以數字形式和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重新組織和編輯(McGamant，2004：25)”[3]33，“數字人文不但被‘理想地定位為創造、改變和傳播了人文公眾交流新方法’，而且‘創造了從根本上重塑人文領域的技術’(Liu，2012：496-7)”[3]34。這兩段話可以讓我們大略領悟作者構建數字人文譜系的遠大理想和開闊理念。在這樣的構想中，數字記憶有理由成為數字人文的一個特色分支而存在發展，豐富數字人文的形態、功能和方法體系。數字人文譜系形成和延續的故事也將成為人類的美好記憶，采用數字方式加以留存和傳播。 （愛思想 202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