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

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從1983年開始創辦至今，覆蓋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時期。全家團聚，在除夕晚上守歲的時候看晚會，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獨特的電視事件，也被稱為中國人的“新民俗”。無論是對於今天中國的文化研究還是傳媒研究來說，它都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一）

趙斌在《春節聯歡晚會：大眾家庭電視與黨的意識形態》[1]…

引言

這兩天又在我的微博上發了幾則有關梁啟超、胡適先生的隨感，都是一些隨意閑扯和縱筆雜談。梁任公那幾則雜談是與博友的對話，一位青年朋友要求我談談梁與胡文章的優劣，我憑印象談了兩點個人意見。其實，我一直認為文章很難像桌子、沙發一樣量出個長短，在才華比較接近的作者之間，可以看出差異，但很難分出高低。讀者對文章各有喜惡，但讀者喜惡並不決定文章好壞。

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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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開學前兩天在家中重溫魯迅，多年後再讀他的《朝花夕拾》和《野草》別有風味，不時又想起“文革”時讀魯迅作品的情景。那時讀魯迅是為了寫“大字報”，自覺不自覺地愛模仿魯迅的筆調和語言。其實當時根本讀不懂魯迅，只是錯將他的深刻當作尖刻，誤將他的冷峻當作仇恨，從他的機智中學到了強詞奪理，從他的批判中學到了罵人——學虎不成反類犬。…

春節有閑在家讀閑書，隨手亂翻現當代作家的散文，翻著翻著自然就有很多雜感。這兩天“老夫聊發少年狂”，每天將自己的閱讀感想發在微博上，下面就近三天微博上雜感的輯錄。由於微博上每條不得超過140字，每則雜感了也就以140字為限。

可惜自己腹中既儉，不能像周作人那樣涉筆成趣；識解又淺，不能像魯迅那樣益人神智；靈根更鈍，難得像錢鍾書那樣體悟入微。好在發微博可以任情快意，不須琢磨章法，不必修飾語言，所以每則雜感多少還有一點自然風致。當然，“自然的”不一定就是“好看的”，否則，那些未經整容的姑娘豈不都是天仙？

一、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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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心時間”既向前計算，也向後計算，因而它形成了這樣一個“大時間段”使當下之人能夠在感受性上直觀著全部時間，而且，這個時間段既不是空乏的，也不是繁雜的，它裏面一切都可能發生，“從秕糠考驗到麥粒甄別的關鍵時刻”，其穩定的內容是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應”——萌萌把它轉換成“苦難與救治”的感受性生成。因為，除了理性對付理性的反證，萌萌最欣賞洛維特的這一句話：“唯一最具權威性的否證只能是苦難”。苦難的否證意味著歷史時間整體性的切斷，從而敞開當下時間的個人經驗性的感受性生成。

現在的問題是，感受性生成的意義轉換。接著就是“意義的重負、重負的輕省與輕負”的區分。不管這種區分以怎樣的尺度進行，目的並不是把苦難交付給意義就算完事，像進化論等各種歷史理論之所為。…

四 經驗呈現“意義”

在今天的現代人看來，他們似乎天然地就是“個人”或“個人主義者”——事實上，構成他們生活方式效仿的美國，“個人主義”、“工具理性”、“自由主義”被標榜為三大啟蒙原則——因而在他們身上根本不存在必須為個人“正名”這回事。他們當然會很奇怪“個人真實性及其限度”這個命題的提出和論證；他們當然更不理解“文革”，不理解啟蒙“個人性”或“個體性”是要用生命和鮮血作為代價的。

　時間無非一代之隔，然而無法達成“共識”的“代溝”卻仿佛堅硬到不能跨越的地步。但這是真的嗎…

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樣或應該怎樣面對“曾經的欠負”

比如，我（或我們）曾經遭受的傷害與苦難，在我（或我們）身上沈積為怎樣的“曾經”或“記憶”而每一個活生生的當下，與“曾經”發生著怎樣的關聯

是遺忘，是怨恨，是沈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至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現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謂升華為事業的助紂為虐的“成功”，是積聚強力意志的報覆、覆仇、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於拯救平和（福祉）中獲得救贖……

每一種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種存在都是事實。但是，並不是每一種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來承擔起來哪怕微弱的救贖力量，而不再傳遞挑起怨恨或覆仇的火種。[5]…

如果我是一個冷峻的歷史主義者──像歌德嘲諷的，“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傷”；像馬克思譏諷的，許多實際的大智大賢者，“像牛一樣把背對著人類的苦難，只關心自己的皮”；或者像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演錄》中說的，前進的歷史車輪決不姑息路邊被碾碎的花草──那麼，我即便像克利、本雅明看見了同樣的景象（引者按：天使看見了二十世紀的屍骸與廢墟堆積如山），也產生不出《新天使》般的“立義與取向”。

只有真正能“背負人類苦難”的人，並把人類的苦難當作“不能背叛的承諾”的人，才會把“苦難”建立為“意向性的基質”，再由它來“綜合而同構”此意向性的“關聯域”。於是，看來恰好“末世論”能夠將“苦難”與“進步”統攝起來。…

——萌萌的問題意識

一 萌萌的命符——“想象”

借用一個象征：

“維納斯斷臂之謎”——“真實、殘缺與想象”

萌萌的問題意識：

一定有一個真實完整的“維納斯”——隱藏的但丟失了的謎底…

 “一帶一路”構想承載著中國和平崛起的希望，也是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同參與全球治理以實現互利共贏的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如今已經得到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其目的是要構建世界上最長的、最具活力的陸上經濟大走廊和海上經濟大走廊。“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獨角戲”，而應是沿線國家的大合唱。推進“一帶一路”，無疑需要一種新的秩序加以規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絲路新秩序”的新思路正在形成之中。2016年9月27日，習主席在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要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更好維護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全球治理格局取決於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於國際力量對比變化。中國正在引領“絲路新秩序”，為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提供體現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價值理念和制度設計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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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在托開山的一個山峰上，有一座宏偉的城堡，但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座城堡了，只有一個姑娘的塑像立在一塊半圓形的石頭上。

這座城堡本來屬於一個豪富而有權勢的國王，他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兒。這個公主雖然很美麗，心地卻極其狠毒，她的可愛的外貌只不過增加了她作惡的機會，正像一只美麗的金箱子，裏面裝滿了毒藥一樣。

盡管她生性惡毒，但是，所有的年輕人只要一看見她，立刻就會愛上她；許多善良而尊貴的年輕人愛她愛得都快發瘋了，這是因為她施用各種手段欺騙他們的緣故。當然羅，她非常高興，因為作惡越多她就越感到愉快，使她最開心的是兩個年輕人為了向她求婚而決鬥。可以說，她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造成別人的不幸。…

假如你爬到貝楚法爾伐山的山頂，你就會看見一塊長滿苔蘚的石頭。它和山上別的石頭不同，上面十分平坦。如果你用手杖把苔蘚撥開，就會看見石頭是深紅色的。不要小看這塊有趣的石頭，它還有一段歷史呢！

從前，它是有魔力的，曾經救過許多人的性命。那麼，它是怎樣失去魔法的呢？

當西徐亞的勇上們離開了他們的國土，開始在塔爾赤省定居時，曾經乞求他們的上帝哈圖爾為他們的新居賜福。那時，他們利用貝楚法爾伐山頂上這塊石頭作為祭壇，在上面供奉哈圖爾神。從此以後，每當西徐亞遭到敵人的攻擊時，他們只要退到山上，聚在魔石四周，就十分安全了。…

四、 添加異域元素——“球土化”的另一面…

二、軟實力的美國性

 “在美國，任何一種見解，任何一種習慣，任何一項法律，而且我敢說任何一個事件，都不難從這個國家的起源當中找到解釋。”軟實力概念就深深烙著美國例外論與天定命運論印記，其張力導致美國軟實力悖論。所謂“美國例外論”，是指那些把美國和其它國家區別開來的顯著特征。具體包括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會價值、獨特的歷史軌跡、諸制憲結構的特異性，以及它們影響決策的方式。

 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美國例外論”(American…

你知道現行的春節，（到2015年）其實只有102年的歷史麼? 左派史家霍布斯鮑姆曾提出“被發明的傳統”一詞，意指許多人們自以為“古已有之”的傳統，其實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而春節無疑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2015年2月1日下午，由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交通大學城市社會研究中心和區域·都市法治研究中心共同策劃的“我們的城市論壇”第十一期“回家過年?!——城鄉之間的春節難題”在季風書園舉行，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小茗主持的城市論壇第十一期在季風書園舉行，該系的三位博士研究生鄧劍、張珊珊和王磊光共同講述在迅速城市化的過程中，人們是怎樣參與了春節這個節日的改造，國家政策和個人生活經驗的參與又是如何形成了新的習俗。…

1983年除夕，擁有黑白電視機（更不用說彩色電視機了）這一物質奢侈品的家庭享受到另一種精神奢侈品：李谷一演唱的歌曲《鄉戀》、王景愚表演的啞劇小品《吃雞》等等——這就是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三十多年來，春節聯歡晚會在中國民眾精神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根本無需論證這種重要性。如果說最初“沒有春節便沒有春節聯歡晚會”，後來則逐漸發展為“沒有春節聯歡晚會便沒有春節”。…

近年來，軟實力的概念在中國日益流行，其流行度超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連其發源地美國，軟實力也只是學術概念，不像在中國如此家喻戶曉。2013年12月30日，中央第十二次集體學習，主題就是如何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這再次表明，軟實力被賦予國家戰略的高度。

 一般認為，國際形象是軟實力的最初表征，公共外交是展示和提升軟實力的重要手段。然而，皮尤等國際輿情調查近年數據顯示，中國的國際形象並未隨著中國公共外交投入而提升，甚至在一些國家反而有所下滑。為什麼中國越發展，形象反而越差?為什麼中國如此投入，形象改善效果並不佳?決定中國軟實力的因素究竟是什麼?軟實力與公共外交究竟是什麼關系?…

隨著娛樂性大眾文化在全球的擴張和滲透，中國電視劇的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全球化一方面讓我們直接面臨國外電視劇大量湧入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也給中國電視劇走向世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中國是名副其實的電視劇生產和消費大國，但是中國電視劇在世界電視劇市場的地位以及所占的份額卻不讓人滿意,尤其是現實題材電視劇更難以贏得國外觀眾的青睞.電視劇不僅僅是一種娛樂，而且能夠傳達一種文化形態以及通過這種文化形態所表現出的國家形象。所以，推動中國電視劇走向世界就成了一種具有多種意義的文化策略。要讓中國電視劇走向世界,尤其是現實題材電視劇走向世界,得到世界觀眾的認可，必須經過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目前,制約現實題材電視劇走向世界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經濟的、體制的和文本的等等因素，而本文將只就其文本策略來做一些分析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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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曾在文中提出一種"內外'不平衡'現象"："在國外是對中國國力高速增長的震驚，世界各國對中國發展經驗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國國際地位快速躥升，以致'中美共治世界'的論調大行其道。但在國內是黨政幹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大眾輿論和社會價值觀碎片化，以至於知識界對國家前程深懷憂慮。"(《序中國模式》)如何回應這一國內外的"不平衡"現象，事實上構成了"文化自覺"論中兩個需要區別開來的基本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