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郁達夫對早年生活記憶的選取看，他的自傳寫作的指導思想，與郭沫若自傳寫作的主導動機：“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在中國傳記文學的現代轉型中，梁啟超、胡適等幾位最初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的理論提倡和創作實踐也受到了後來研究者的充分重視。而出現於上世紀40年代的朱東潤因為其系統的理論研究和大量的傳記文學寫作，在現代傳記文學研究領域也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但在現代傳記文學理論倡導和創作實踐上都別樹一幟的郁達夫相對說來就沒那麽幸運了，已有的論文寥寥無幾，相關著作中有關的論述也有限。①究其原因，郁達夫是以小說、散文和舊體詩詞聞名於世，他的重要建樹使得一般的研究者無暇顧及這些領域之外的傳記文學；而相對於梁啟超、胡適、朱東潤以至郭沫若等豐厚的傳記寫作，郁達夫有限的傳記文學作品也很難引起現代傳記文學研究者的深入關注。實際上，歷史地評判一位作家的關鍵，並不僅僅看他寫下了多少作品，同時也看他比前人多提供了些什麽。就郁達夫有關傳記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而言，我認為他的獨特性並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認識，因此他在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沒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