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除夕，擁有黑白電視機（更不用說彩色電視機了）這一物質奢侈品的家庭享受到另一種精神奢侈品：李谷一演唱的歌曲《鄉戀》、王景愚表演的啞劇小品《吃雞》等等——這就是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三十多年來，春節聯歡晚會在中國民眾精神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根本無需論證這種重要性。如果說最初“沒有春節便沒有春節聯歡晚會”，後來則逐漸發展為“沒有春節聯歡晚會便沒有春節”。

它成為一個晶體式的研究對象，可以折射出各種學科的視野。呂新雨通過對2002年春節聯歡晚會的解讀，認為它制造了“真實”的意識形態幻覺：一方面是商業利益與國家意識形態獲得“雙贏”，另一方面是大眾共同參與的平民狂歡的烏托邦意識形態的破產。2潘知常認為它與“威權型”的新意識形態有關，“以藝術性作為國家敘事的手段”：觀眾的“邊罵邊看”是由於它自身藝術性因素的存在；國家的“挨罵還辦”則是由於它的作為國家敘事的載體的存在。3王列軍則分析了春節聯歡晚會常用的權力技術：“憶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聖形象和象征塑造”。4三位學者都著重於對春節聯歡晚會的批判，後兩位試圖回應“邊罵邊看”這一特殊現象，但潘知常解釋為“藝術性因素的存在”，王列軍則從“關系/事件的權力視角”分析，兩者的解釋恰巧構成沖突。

鑒於20余年的春節聯歡晚會已經長達100小時左右，相關文本更是無法窮盡，對它的研究並非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容納。本文將暫時擱置批判，從空間（“影像共同體”）和時間（“集體記憶”）兩個角度分析春節聯歡晚會的“召喚”機制，最後也試圖分析近幾年它在不同地區之間呈現出的差異。

影像共同體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一直彌漫著“被開除球籍”的焦慮，民族國家的身份危機揮之不去。這種“球籍焦慮”不僅表現在排球五連冠的集體狂歡和足球未能“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的集體悲情之中，也成為國家權威、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的共同語言。此前三方曾長期處於極度緊張的關系之中，“球籍焦慮”恰恰成為心理粘合劑，使得他們擁有了重疊共識，重新回歸到一個共同體之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提到兩種最初興起於18世紀歐洲的想象形式：小說和報紙，認為它們為“重現”民族這種想象共同體提供了技術上的手段。5由於小說和報紙構建的主要是“文字共同體”，它在無意間排斥了不通文墨者。直到2002年，中國成人中的文盲率還高達8.72%，文盲絕對數為8500萬，在全球僅次於印度。相比之下，春節聯歡晚會構建的“影像共同體”，更適合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閱讀文字需要基本的訓練，而閱讀影像不需要太多的前提條件。當然，正如本文開篇所說，播放影像的工具電視機在當時還是一件奢侈品，也會排斥部分經濟條件薄弱者。但“文字共同體”的準入制度是剛性的，文盲很難通過其他人的幫助（比如請人代讀報紙）加入其中，“影像共同體”的準入制度則是柔性的，相對貧困的村莊往往保留著濃厚的人情關系，使得私人電視機扮演著公共財產的角色。電視機的增長速度也不容忽視，中國千人電視機擁有量在1990年達到156台，2000年達到293台。6除此之外，圍繞收音機等還形成了“聲音共同體”，尤其是評書將現代性的民族敘事編織進傳統的章回體。可是收音機畢竟不是塞壬，遠遠無法應對電視機的影像沖擊。

1980年代電視機在很多地方是“電影院”的變形，一個地方只要有了一兩台電視機，周圍的人都會趕去。於是，觀看成為一種集會，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成了當地的公共空間。人們不僅觀看節目，也在觀看的時候交換各自的信息，構成了“地區共同體”。1990年代電視機不再是稀缺資源，人們不需要集中觀看節目，特殊時代的公共空間逐漸消失。春節聯歡晚會卻是一個例外，此時的中國出現規模驚人的人口流動，每年春運客流量達到1.8億人次。甚至有專家研究發現，大概有7000萬噸的質量在地球表面南北移動500公里，根據角動量守恒定律地球轉速將會因此加快。觀看春節聯歡晚會恰恰是家庭團聚的時候，他們在這個時候交換各地的信息，血緣關系又使得他們對這些信息的可信度不會作太多的質疑。於是，一個混雜著恥辱、歧視和艷羨的“國家共同體”慢慢浮現出來。

不僅觀看行為具有構建“地區共同體”或“國家共同體”的功能，作為被看對象的春節聯歡晚會節目也始終貫穿著國家敘事的基本原則。1984年，香港九龍一家電子表廠的工人張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國心》，這是香港歌手第一次在春節聯歡晚會上出現，與當時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這個大背景有關。1987年，費翔演唱了《故鄉的雲》，他是“第一位”回到祖國大陸去的台灣歌手。“兩岸三地”成為關鍵詞，經過挑選的港台歌手一方面符合“政治正確”的原則，一方面又具有“藝術正確”的優勢，春節聯歡晚會也具有了“文化統戰”的功能。鑒於對具體節目的研究已經相對比較充分，下面我將分析賀電、節目評選和收視率調查三種形式在構建“影像共同體”上所起到的作用。

在節目間隙，主持人總是會朗誦一些賀電，並且播放華人華僑在海外恭賀新年的鏡頭。如果說他們朗誦各種企業的賀電尚有商業目的，朗誦中國駐各國大使館的賀電可以達到什麼效果呢？其中一些國家與絕大部分中國觀眾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任何關系，為什麼千金一刻的春節聯歡晚會願意給它們留出時間呢？我們知道，中國對於自己這個共同體的想像並不限於960萬平方公里，而是沿襲了“天朝帝國”的世界性想像。但春節作為一種地域性節日，有可能挑戰這一想像。朗誦駐各國大使館的賀電恰恰可以維持“萬國來朝”的幻覺，越是不為觀眾所知的國家越說明“影像共同體”的範圍之廣，同時觀眾也更不易發現幻覺背後的秘密。

1983年之所以能夠成為“春節聯歡晚會元年”，與它采用了觀眾點播節目的模式有著很大關系，盡管當時電話比電視機還要稀少。從1992年開始，《中國電視報》開始評選第一屆“春蘭杯？我最喜愛的春節聯歡晚會節目”，當年收到24萬張選票。雖然“春蘭杯”先後被更名為“伊利杯”、“森達杯”、“健力寶貝”、“珍奧核酸杯”、“綠鳥雞杯”等，這種節目評選活動卻一直延續至今。一個共同體需要成員的參與才能夠獲得更多的認同感，通過“點播”或“投票”這種方式，處於被動位置的觀眾獲得了主動參與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它通過給與觀眾評選節目的權利，使得後者放棄了選擇晚會的訴求。當觀眾糾纏於具體節目的評價，他們不會意識到自己實際上仍然是被節目挑選，因為他們面對的節目已經被事先設置好。也就是說，他們享受到挑選答案的快樂，卻不知道自己應該享有挑選題目的權利。節目評選轉移了觀眾視線，讓他們感受到“影像共同體”的距離之近，春節聯歡晚會的壟斷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則被略過。

2005年央視市場研究股份公司在全國100個城市的調查表明，春節聯歡晚會總收視率為95.45%，與去年相比提高了8.1％，收視率創20年來最高峰。收視率調查是春節聯歡晚會的“編外節目”，即使不從樣本選擇的角度質疑調查結果，這種由主辦方自己調查收視率的做法也缺乏公信力。但對觀眾來說，收視率卻證明了“影像共同體”的合法性，他們在一致性中獲得安全感。 

圍繞春節聯歡晚會形成了一個“影像共同體”，駐各國大使館的賀電證明了它的邊界之廣，節目評選活動則說明它離觀眾的距離之近，收視率表明它擁有著絕對的合法性。於是，拒絕觀看春節聯歡晚會便不再是拒絕一個電視節目的單獨行為，而是成了對整個“影像共同體”的拒絕。即使一個觀眾想拒絕成為觀眾，他也很難抵制後者的無形壓力，最終往往還是被召喚到電視機的面前。

集體記憶

中央電視台“開心辭典”經常會出一些古怪刁鉆、刁鉆古怪的題目，有次主持人王小丫說出一個節目的名稱，然後問它出自哪一年的春節聯歡晚會。20多年來重大事件的準確年份，恐怕很少有人能夠一一道出。而歷屆春節聯歡晚會總共大概有近千個節目，盡管那道題目已經給出了四個選項，要在其中做出選擇也並非易事，但偏偏參與者給出了正確答案。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春節聯歡晚會已經成為國人的集體記憶。在談到“想象的共同體”的時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到一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的觀念，並舉例說明：“一個美國人終其一生至多不過能碰上或認識他2.4億多美國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罷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時點上這些同胞究竟在幹什麼。然而對於他們穩定的、匿名的和同時的活動，他卻抱有完全的信心。”7春節聯歡晚會則使得10億左右的觀眾在四五個小時的時間裏，共同保持著觀看這一姿勢。更重要的是，這種“影像共同體”不僅存在於除夕那天晚上，還以集體記憶的方式存在於一年中的任何一天。

隨著網絡文化的興起，每年春節之前都會出現“虛擬春節聯歡晚會節目單”。它們往往以一種戲謔的風格破解春節聯歡晚會的密碼，將上一年的重大事件編織進各種節目，比如邀請在重大賽事中獲獎的運動員客串演出、在台詞中以“政治正確”的立場調侃一些國家或事件。春節聯歡晚會成為“集體記憶”的編年史，觀眾通過複習這些熟悉的歷史擁有“想象的共同體”。他們得以確信，在過去一年的無數瞬間裏，中國同胞進行著哪些“穩定的、匿名的和同時的活動”。事實上，這種“集體記憶”是被篩選和修改過的，它呈現的是“敘事”而不是“事實”。但由於春節聯歡晚會的“敘事”印證了觀眾此前獲悉的“敘事”（這是一種內部循環），後者反而更容易把“集體記憶”當作既定事實來接受。當奧運會金牌得主劉翔出席2005年春節聯歡晚會，一個中國觀眾不僅確信在2004年8月27日他與數億同胞分享了12秒91的瞬間，還確信這名運動員在其他時刻也進入了同胞們的生活。他在接受劉翔獲獎這一事實的同時，也接受了“中國是體育大國”等國家敘事，“想象的共同體”得到再次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