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樣或應該怎樣面對“曾經的欠負”

比如，我（或我們）曾經遭受的傷害與苦難，在我（或我們）身上沈積為怎樣的“曾經”或“記憶”而每一個活生生的當下，與“曾經”發生著怎樣的關聯

是遺忘，是怨恨，是沈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至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現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謂升華為事業的助紂為虐的“成功”，是積聚強力意志的報覆、覆仇、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於拯救平和（福祉）中獲得救贖……

每一種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種存在都是事實。但是，並不是每一種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來承擔起來哪怕微弱的救贖力量，而不再傳遞挑起怨恨或覆仇的火種。[5]

著重點是我加上的，為了突出萌萌被某些“短句”或“詞語”抓住的痕跡，以及從中引申出的意義。它從萌萌的文字中流溢出來思慮誰能掂量它的歷史厚重

萌萌曾經在《被問題審視的記憶》中記述了早年的一次對話：

一位朋友初次聽到我是一個蒙受冤獄的詩人的後代，幾乎忍不住他的帶有責備的驚訝：

“你的父輩受了那麼多苦，如果你不寫、不表達，怎麼對得起他們”

我的沖口而出的回答連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說是追問：

“你有那麼多財富嗎”

萌萌的自然年齡和今天的年輕人，不過相距二十多年，可在實際承載的歷史命運的感受上，它仿佛已經是早已被“遺忘的救主”帶走了的過去時代的久遠的回聲了。

有誰遭遇過這樣的事實嗎

童年。父親曾卓被毛澤東欽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因此，萌萌五六歲就從“小公主”被突然拋入了顛覆家庭的政治旋渦之中，父母離異了，自己像野孩子樣看著別人家窗口透射出的黃色的溫暖的燈光，而不願回到自己家那扇黑漆漆的大門。所以，她常說：“我是自己長大的。”

青少年。讀初中正經歷著文革，因思想激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北最偏僻最窮困的山區鄖陽十一年（1969——1979），其中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眾手裏監督勞動八年。

八十年代。1979年通過考研回城，進入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歐洲文學史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相對而言，此後十年是萌萌學術生涯最明亮的十年，受到學術界的朋友，特別是武漢、北京、上海三地的朋友極為熱切地愛護。

九十年代伊始，遠走海南，除了繼續自己的學術研究，還不得不花去相當多的時間為自己的先生、為自己的孩子卷入了長達十三年的經濟官司——如不挺身而出，像秋菊那樣討回公道，家庭不僅會傾家蕩產，還會再度陷入牢獄之災——終於贏得了至今不能兌現的一份觀念價值，以至始終沒有擺脫家計的拖累。即便如此，她仍然對外甚至對自己相知不深的青年朋友極盡關懷，其慷慨解囊已經超出富有者都難以想象的程度。

最後是自己作為一個卓越而完美的女性，在事業、學術、理想、年齡等方面所遭遇的破滅與持守的曠日持久的抗爭——這是一種比政治的不自由還要折磨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自由。

總之，我們時代的風雲沒有不波及她的生活的，從程度上看，她都是被卷入到旋渦的中心：政治、經濟、法律、大學文化、時代精神、社會風尚與道德倫理、最後醫療等等。而她卻始終如一地堅持著自己的青年理想與古典情懷。

幾乎每一個接觸過她的人，不管親疏遠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留下專屬於她的特有的感覺——這感覺，或許是這個時代早已失去，或許是這個時代尚未到來的那種自古種植在人心中的崇高與優雅、死亡與愛的親和感。

萌萌不屬於時尚，就像她平常喜歡著裝的“黑色”，波德萊爾說它是“屬於永恒”的。她在《為浪漫的宮廷色彩送葬》（1991）中已經隱伏著自己始終持守著的一種信念一種行為的回答。

想象 現實

持守（靜-索爾薇格） 尋求（動-培爾·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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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自己

自己（女人） 社會（男人）

自己（理想） 時代（現實）

“瞎了” 炫目（培爾·金特最終的回歸）

上述圖畫出奇地應和了孔夫子“素以為絢兮”的詩教，它是我從萌萌如下經典的描述中勾勒出來的：

在晨禱的鐘聲裏，在輕柔得像陽光、像穿過森林的風的歌唱中，索爾薇格不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愛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這縱深的黑暗。

當索爾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對黑暗裏的培爾作出等待的承諾時，她承諾的只可能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等待，一個必須承擔起培爾的全部醜惡、不潔和破碎，承擔起人生的繞道而行的等待。正是這有所待又無所可待的等待使她萬劫不覆地墮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證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結合的完美；拒不證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詩意。她瞎了，像19世紀興起的黑色晚禮服——人們佩戴死亡的記憶，相互默視那原來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現出多少誇張的真實。

我終於發現，是這黯淡、這黯淡中潛伏和遺忘的意向，使我悸動。這悸動持久而有力，它是寧靜蘊涵而牽引的。

通常，我們太著迷於絢爛的色彩了。可我在滑過的遺忘中能駐足回首的，不是培爾的滿世界尋找自我的繞道而行，而是在繞道而行的絢爛背後，我驚嚇索爾薇格沒有聲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如果不是性別，就沒有什麼男人和女人，它們只有在自然人的立足點上自己去展示愛的缺陷與彌補、自己去在愛的貧瘠的土地上耕耘和收獲。誰也不是誰的指望與尺度。只有女人站立為自然人，男人才不會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愛的化身。

女人瞎了

——這就是女人終於公開了這個世界失去了的正是它獲得的、審視這獲得的黑暗的眼光。[6]

這難道不是萌萌和她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關系與其用它去象征或隱喻今天的世界，不如用它來照亮萌萌等待“瞎了”的眼睛。至少，讀她文字的讀者應該還她一份理解。

是啊，肩負兩代人的苦難，面臨幾乎生死一樣的選擇——“是傳遞挑起怨恨或覆仇的火種，還是從中截止下來承擔起來哪怕微弱的救贖力量”

正是上述思想的洗禮，使萌萌用自己的“做人為學的一致”，給父輩、給同代人、給學生交了一份超乎尋常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