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經驗呈現“意義”

在今天的現代人看來，他們似乎天然地就是“個人”或“個人主義者”——事實上，構成他們生活方式效仿的美國，“個人主義”、“工具理性”、“自由主義”被標榜為三大啟蒙原則——因而在他們身上根本不存在必須為個人“正名”這回事。他們當然會很奇怪“個人真實性及其限度”這個命題的提出和論證；他們當然更不理解“文革”，不理解啟蒙“個人性”或“個體性”是要用生命和鮮血作為代價的。

　時間無非一代之隔，然而無法達成“共識”的“代溝”卻仿佛堅硬到不能跨越的地步。但這是真的嗎

如果我換一種方式說，比如換一種“當頭棒喝”的方式說：“你們是個人嗎你們是一堆‘技術-欲望-大眾化’的同質物！”

今天的個人平均化跟四十年前的個人平均化，在抹平個人這一點上沒有區別，區別的是以前用“政治”，今天用“技術和欲望”，因而，在自欺形式上今天更直接更心甘情願。當人們普遍認為只有“欲望”才是人的本能需要、才是人權的真實存在，誰還會把“欲望”滿足看作人的異化呢我們當年不也普遍認為只有“階級性”社會性才是人的本質存在嗎人啦，多麼容易入套！

怎樣回覆人自身回覆人的個體性，並沒有被啟蒙理性解決。萌萌苦苦追求的“個人真實性及其限度”一點沒有過時，今天同樣有效。而且，在問題及其答案的追求中，萌萌已經成為拒絕“非此即彼”的參照。

《時間和意義——重負、輕負、感受的生成性》和《斷裂的可隱匿的聲音》可以說是萌萌推進“情緒與語式”的兩個主動輪。

在公共語言中尋找個人表達的可能性，跟在歷史中尋找個人進入歷史的意義及其可能，幾乎是同步進行的，而且都以個體經驗為出發點。“幾乎”仍有一個時間差。個體語言的生成性前提在於習慣語的斷裂，習慣語的斷裂也就是統一時間整體的斷裂並敞開其他時間形態或向其他時間形態轉換，這本身就準備了個體經驗的意義呈現。既知道個人在公共語言表達中的困境，也明確同樣抹殺個人存在的歷史時間整體性，是一回事，這一點萌萌早註意到了；但是，即便嘗試了公共語言的個人表達如何可能，同時還能給個人提供個人進入歷史的個體意義之生成，則是另一回事。後者，恰好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的時間形態分梳接應了萌萌的意向。

我說過，書和萌萌的關系，類似上帝自主降臨中的信徒接納。當然，不是信徒的目的性祈禱，而是信徒的虔誠性期待，恰好遭遇了上帝的自主降臨。正是有了非目的性祈禱的虔誠性期待，才會有閱讀中仿佛那些句子和詞語專門跳了出來召喚萌萌的思入。

之所以我深感如此，因為我常常驚奇萌萌“得來全不費工夫”，而我相反總是困頓於“踏破芒鞋無覓處”。

“重負”、“輕負”、“輕省的重負”，這些在“曾經”中沈睡的混沌者突然“被湧進的語言立起了邊界，激發出了語言自身的隱喻的生動性，使反身的觀照成為可能”。[9]那“湧進的語言”就是洛維特在《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中描述的“時間形態”——“輪回說”、“末世論”、“進化論”，以及“中心時間”。它們正好裏應外合地點燃了萌萌心中聚集的個人進入歷史的意義生成性。

應該說明一下，萌萌提出的“個人進入歷史的可能”仍然是沿著為個人的個體性尋找真實的立足點的問題方向。它同當時朋友中表達的良好的自我狀態即“現在到了個人進入歷史的階段”完全是不同層次的取向。

歷史阻止個人進入歷史，近代史則表現為中國啟蒙思想接納的科學歷史觀，即歷史的時間是一個“過去-現在-將來”之普遍必然的整體，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歷史必然性。在這種歷史必然性面前，即便偉大人物也不過是歷史理性自我完成的一個工具。科學歷史觀同政治專制主義和哲學形而上學是一脈相承的。它們緊緊地束縛著個人對個人真實性的認識，更談不上個人心智的自由發展。

萌萌知道，無論是個人語言表達的真實性，還是個人歷史存在的真實性，都有一個意義生成性環節，而意義生成性是必須同一定的時間形態相關的，所以，“時間和意義”，自然成為萌萌問題意識的焦點。

可以想見，萌萌幾乎是一眼就抓住了洛維特的思路：對三種時間形態的描述，“是為了否定或置疑歷史進化論的時間觀，回到古希臘的輪回說和基督教末世論的時間觀這兩者融構的視野上。即回到哲學和神學的素樸形態，而對近代歷史哲學和歷史神學取一種批判的態度。”[10]

“歷史進化論”首當其沖地遭到清算，在對啟蒙理性標示的“現代性”進行反省時，敏銳的思想家們發現，以終極目的為超越的終止的“進步概念”乃是一個“虛無主義的基因”，如同柏拉圖主義是顛倒的虛無主義一樣。

不僅如此，萌萌對於幾乎所有以“普遍真理”、“終極目的”為標榜的“歷史形態”，不管是“歷史進化論”，還是“類型輪回說”、“末世論”，在其決定論這個基本點上，它們都“使個人進入歷史成為虛妄”。

最後，著眼點落到“中心時間”上：“在個人或個人真實的存在狀況或個人的生存事件同時間的關聯上，新約的‘中心時間’敞開了另一個可以引申的理解空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