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一個冷峻的歷史主義者──像歌德嘲諷的，“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傷”；像馬克思譏諷的，許多實際的大智大賢者，“像牛一樣把背對著人類的苦難，只關心自己的皮”；或者像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演錄》中說的，前進的歷史車輪決不姑息路邊被碾碎的花草──那麼，我即便像克利、本雅明看見了同樣的景象（引者按：天使看見了二十世紀的屍骸與廢墟堆積如山），也產生不出《新天使》般的“立義與取向”。

只有真正能“背負人類苦難”的人，並把人類的苦難當作“不能背叛的承諾”的人，才會把“苦難”建立為“意向性的基質”，再由它來“綜合而同構”此意向性的“關聯域”。於是，看來恰好“末世論”能夠將“苦難”與“進步”統攝起來。

問題是，沒有“末世論”的中國人怎麼辦我們如何直面苦難事實靠“悲天憫人不忍之心”可是它幾乎已經從我們的技術化知識的中立結構中清除了。或者就像今天的年輕人，在現代性的機遇面前，除了個人的那點得與失，早已沒有“苦難”的位置了。如果說，以前是“文字失重”，今天恐怕已變成“生活本身失重”──不是因為我們“幸福”了，而是因為我們愈來愈沒有作為個人意向的因而仍然我屬的整體命運的責任感了——“個人本位主義”啊！

這就產生了另一類問題：苦難是否不再是世界歷史的本質真實就像一個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沒有苦難或苦難感一樣

在上述問題面前，生產力決定論是不夠的，意識現象學是不夠的，存在哲學也是不夠的，等等，我們一個一個地嘗試了，今天又進入了政治哲學的兩大範疇──“古今之爭”與“諸神之爭”──的綜合。

我是想引申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今天所謂網絡信息的時代，作為現象學的視覺是否要把“苦難”懸置起來或者說，面對苦難是否要把歸咎苦難的“末世論”懸置起來那麼，現象學視覺中的“苦難”是什麼

我沒有拿“苦難”作為特權要求現象學給予特別關註的意思。事實上，我的這篇短短文章的問題意向，並不是大家關註的，它既不是學術難題，也不是時尚熱點。我也就沒有拿它去打攪別人……我突然發覺，它純然是個人的問題。苦難，竟然變成了個人的問題，就像宗教變成了“私人的事情”。真使我驚悚！

學術、知識，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與苦難無關的東西了難道這也是學術或知識的“進步”嗎

現象學不僅應該像克利和本雅明那樣“看”苦難，尤其要看到這個地步，苦難的意義是如何在意識的“意向性”中滑落的，是知識的中立性前置造成的即意向性本身被知識化了，還是興趣的轉移

不是興趣轉移，而是“興趣”袒露為“利益”，就像西文直陳的，“興趣”就是“利益”。因而苦難在追求純粹科學或純粹邏輯的技術理性膨脹中脫落的。它終究會像脫落的羽毛，讓人類再也飛不向善的天穹之頂而隕落下來。[3]人類，宇宙中的生命，在宇宙中消失，決不是因為它自身的自然性，而是因為它遺忘了“道法自然的智慧”而偏執功利計算的“智能性”（技巧性），才導致了自身的毀滅。

我根本不關心被萌萌提問的“現象學”該做如何的回答，我想探尋的是萌萌的問題意識在什麼意義上“把‘苦難’建立為‘意向性的基質’”，換句話說，這個意義究竟是個人家世結怨的“覆仇”，還是如“新天使”般“拯救”的困惑

盡管萌萌身上“承諾”著父輩的“曾經”——四分之一世紀的欽點冤案，但她用《為詩而受難的意義》對“七月派”詩人的“理想主義”做了超越個人意向的分析。

萌萌發現，由於中國歷來沒有個人的位置，五四啟蒙以來，“以個人為本位的理想主義”很快遭遇“以國家為本位的理想主義”的裹脅，正如“啟蒙”被“救亡”裹脅一樣。“七月派”詩人就是受啟蒙感召而吶喊個人理想主義的自我精神的擴張者或主觀精神的戰鬥者。它本身並沒有錯，幾乎無所謂對錯。問題是它遭遇到強勢力量的裹脅，特別是這強勢力量建國後迅速膨脹為統治意識形態，其自設的“真理性”帶著生殺予奪的“權力性”，首先落到了“七月派”詩人們的頭上，不幸就降臨了。

黑格爾用歷史哲學的眼光對“悲劇”作了這樣的規定：“‘是’與‘是’的沖突。”也就是說，悲劇處理的不是“對/錯”、“是/非”問題。以為在“悲劇”中找出一個“壞人”一個“好人”，“壞人”得勢，“好人”遭罪，最後“報應”解決——這是天底下最廉價的迷魂湯，結果是願望中圓滿地“重演”。可是，偏偏人們習慣了這樣演悲劇、看悲劇、評價悲劇。麻煩就在這裏。事後的所謂“平反”，從正面積極意義的理解，平反所糾正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對與錯，而往往是處理方法的不當，所謂“擴大化”。之所以方法不當或偏激過重，無疑隱含著方法使用者的理由來自原初的“是”因何之故膨脹為“意識形態”的偏激過重所致。等到最後有權清算了，人們往往只用簡單的歸咎法取一個“是/非”做道德化批判，除了宣泄積怨，於事於理無補。當然話說回來，要求身受其害的當事人完全接受這一點幾乎是不近人情的。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多少顯得冷酷無情。

但萌萌是走出來了的人，她走出的是情感陷阱，而洞察的卻是歷史於修覆中的拯救承諾。或許這正是她特別關註本雅明的原因。萌萌讀書不同於一般人，往往不是“她去讀書”，而幾乎是“書來讀她”。她的身邊可以擺好幾本書同時讀，這本翻翻，那本翻翻，不知道哪本書中的某一段話甚至某個字突然跳出來抓住了她，把她拽進書裏，像拽進一個水渦迅速波及開去，而她已深深沈進，通體浸潤著窒息般的想象，久久不能自己。你看她一個時期反覆念頌著一個詞語便可想見了。薇依、洛維特、本雅明的“研究”幾乎都是這樣“被讀”出來的。

表面上看，好象散漫得很，但只要留意就不難發現，問題的專註已經專註到使命的程度。請看“被讀”中的兩段對話式的解讀：

本雅明的“歷史”，用了兩個意象：

“神秘的索引(卡)”（a secret index）和“我們也帶有微弱的彌賽亞力量”。

這裏“過去”成為擬人化的主詞，或作為代詞代表父輩，他帶著“索引卡”──在時間中記載著的東西。是哪些東西不得而知，但肯定要同所“托付”的“救贖”相關。聯系前說，多是引起妒意的幸福的欠缺的“欠”。那麼“索引卡”實際是一張“欠債單”，不“還清”是不能也不得“救贖”的。

“我們也帶有微弱的彌賽亞力量”。“我們”──當然是父債子還者，塵世期待著償還。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我們”。看來，這個“我們”，既是欠債者，又是償還者。如果，償還稍稍多於欠負，“我們”也就被賦予了“一點微弱的救世力量”。當然，這要看過去欠債多少來確認。此決非易事。今天，六十年後，“歷史唯物主義者”恐怕“知道”得幾乎有點擡不起頭了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