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貫通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東亞經濟圈與經濟發展最為成熟的西歐經濟圈，中間連接包括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東非中東歐等多個經濟板塊，充分利用各國和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形成多國經濟共同發展的合力效應。“一帶一路”沿線有60余個國家，人口總數44億，約占世界總人口的63%，經濟規模21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經濟規模的29%。處於“一帶一路”上的新興經濟體之間，不僅有著經濟合作的強烈願望，而且由於大多數國家有著相似的歷史境遇和共同的發展理念，正在形成越來越緊密的戰略夥伴關系。正如南非學者快思•普拉談到中非合作時所提到的：“中國必須意識到，一定要建立起共同的政治和經濟團結觀念，才能獲得任何實質性的收益和優勢。”柬埔寨戰略研究所所長潘昆認為：“柬埔寨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並不是因為它是中國提出的，而是因為柬埔寨能夠在這個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國正在將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相互關系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系層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以提升中國和沿線國家的話語權，不僅中國沿價值鏈上移，也將使得與中國進行產能合作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收益，進而打造一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利共贏的嶄新價值鏈體系。

 就俄羅斯而言，雖然曾被烏克蘭危機困擾，又在敘利亞問題上與美國矛盾重重，美歐也一直保持對俄制裁，但其制裁措施仍然留有余地難以對俄羅斯經濟造成傷筋動骨的打擊。2015年盧布升值，經濟回升，再次證明俄羅斯有較強的經濟修覆能力。俄羅斯經濟發展雖然處於低端水平，但作為領土大國、資源大國，其發展潛力不可低估。2015年，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6個前蘇聯國家啟動了加深經濟融合和政治協調的歐亞經濟聯盟，將進一步提升其影響力。2015年5月8日，中俄兩國簽署並發表了《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將進一步整合東亞和東北亞的經濟板塊，加之俄羅斯遠東開發已經引起韓國、日本經濟界的高度重視，進一步彰顯俄羅斯的經濟吸引力和影響力。

 近兩年，印度經濟發展勢頭十分強勁，不僅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而且在軟件、制藥、人力資源方面擁有巨大優勢，同時在南亞地區經濟 政治等多個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印度莫迪政府正在發揮自身優勢，在經濟發展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經濟改革舉措，2015年的經濟增長率高達7.5%，在世界大國中獨領風騷。印度政府正在推動“印度制造”計劃，前景廣闊。據英國《金融時報》對2016年1～6月的調查 以印度、中國、印尼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在吸引外資，尤其是吸引綠地投資方面，將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傳統發達市場擠出了排行榜的前三。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俄羅斯、印度如果推動“一帶一路”、印度的“東向”戰略、俄羅斯的歐亞經濟的聯盟戰略對接，其影響力和輻射力不可低估。2015年5月28日，中國、俄羅斯和印度推動第二輪阿富汗問題磋商，三國均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與經濟重建，願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巴西利亞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賽爾沃認為，國際大格局調整的鑰匙掌握在金磚國家手裏，正在走向成熟的金磚國家擁有推動國際秩序改革的力量，推動這種改革也是金磚國家的道義。

 2015年，新興市場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占到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7.3%，其中最大的5個國家就是金磚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認為，發展中經濟體對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仍將超過75%。同時，哈薩克斯坦希望將其“光明道路”、蒙古國希望將其“草原之路”、韓國希望將其“歐亞倡議”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對接，特別是歐盟也在考慮將歐洲投資計劃（即“容克計劃”）與“一帶一路”戰略對接，共同推動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治理。截至2015年底，中國已與30多個國家簽訂“一帶一路”相關諒解備忘錄或具體協議，初步形成覆蓋亞、非、歐三大洲的布局。這些戰略對接，直接推動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形成的合力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力不可估量。

二、國際格局的變動實現國際秩序調整

 當今的國際秩序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時期。工業革命後的國際分工形成了“中心—外圍”體系，進而使世界分化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此後，國際秩序一直由發達國家主導。當今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礎而形成。二戰後的兩極制政治格局的基礎上又形成了一種國際政治秩序。這種國際政治秩序集中表現為少數大國壟斷國際事務，幹涉他國內政，在國際關系中以強淩弱、以大欺小、以富壓貧，而且大國劃分勢力範圍，建立國與國之間支配與依附的不平等關系，進而建立軍事集團，進行軍備競賽，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20世紀60年代，廣大發展中國家掀起了民族獨立浪潮。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並走上聯合的道路，它們強烈要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64年，77國集團發表聯合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要求。1973年，第四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再次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之後，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從未中斷。如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不惜削弱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積極推進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和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Partnersh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名義上要塑造區域貿易秩序的範本，其真實意圖是將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主要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削弱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秩序中的話語權，特別是要阻撓東亞國家經濟一體化進程，其目標直指中國。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中呼籲國會支持TPP和TTIP時說：“中國正想要給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區確立規則”“這會給我們的工人和商業帶來不利。我們為什麽要讓這一切發生？我們應該來書寫規則，我們應該來定義遊戲規則。”

 “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總體戰略部署，從國內經濟發展而言，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起構成優化中國經濟空間格局的三大戰略；就參與全球治理而言，是中國參與和引導全球治理所構想的亞、歐、非洲三大洲布局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推進“一帶一路”，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為主要內容。其中，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是建設“一帶一路”的三個具體合作領域，政策溝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民心相通基礎上的政策溝通，將為地區秩序和世界秩序的構建奠定基礎。

 戰略對接是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形式。“一帶一路”構想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對接，必然涉及國際經濟規則的重構，並需要建立新的國際機制為此提供保障，而由此衍生出的新規則需要借鑒其他經濟合作的經驗，但決不能照搬西方規則。正如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共同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所規劃的，“充分發揮現有聯委會、混委會、協委會、指導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等雙邊機制作用，協調推動合作項目實施”。其實，“一帶一路”建設，已有多個國際機制可供支撐，正在“強化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發揮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 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亞洲合作對話（ACD）、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現有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相關國家加強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然而，“一帶一路”構想所要建立的新秩序不會也不能拋開現行的國際秩序，還要借鑒現存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的合理內容，同時也會受到現存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的制約。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網站數據，截至2014年底，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是16.85% 實際擁有一票否決權。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為10.92%，僅次於美元和歐元居第三位。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中的出資份額和投票權也受到限制。目前，亞洲開發銀行兩個最大的股東日本和美國各占15.65%的份額，中國在亞行的持股比例只有6.429%，擁有5.442的投票權。不僅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一直由歐洲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一直由美國人擔任，亞行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

 “一帶一路”需要沿線國家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務實推進，相應的國際機制不可或缺。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的同時，就與相關國家共同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這無疑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力參與國際秩序的新舉措。亞投行與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擬議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將是“一帶一路”戰略四大金融支柱之一，將在國際秩序制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實，亞投行的基本功能主要集中於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功能缺失的一種彌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功能是會員國家在國際收支困難時向其申請外匯資金支持，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主要致力於全球和區域範圍內減貧工作，真正投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資金十分有限。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未來10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要8萬億美元的資金。而落後的亞洲基礎設施已經成為制約亞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亞投行的成立適逢其時。亞投行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專註於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並行不悖，相得益彰。雖然亞投行不尋求打破現行國際秩序，但亞投行將推動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客觀上達到實現國際秩序與時俱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