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於解密了，也證明歷史上確有此事，所謂紙包不住火，就是這個道理。感謝南方大學學院華人族群文化研究所主辦的這一場人文沙龍講座會，邀約許維賢博士前來主講「從亞洲基金會檔案看友聯出版社在全球南方的文化冷戰; 講座會由莫家浩博士主持。



在3月7日晚舉行的這場講座會，聽到了許維賢博士以他找到的史料，佐證了上世紀50至70年代，在東西方冷戰方酣之時，美國中情局通過亞洲基金會，以出版《學生周報》及《蕉風》及其他刊物、課本及教科書從事各種活動，他以雙方簽署的協議、信函等，說明這活動的無孔不入。

筆者身處那一個的年代的人，在校讀書時身歷其境，目睹了許多發生在眼下的事，也深有體會。相信當年其他有在場的人也會牢記這事件，許博士的講演內容，最大的意義是驗證了當年確實有一件事。…

同樣地，「自我民族誌」內容是否真的發生過？作者詮釋與記憶是否正確？「自己的故事自己講」一定較不可信嗎？或其實更接近真實？自己的故事讓別人講，就是讓渡了主體性嗎？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不是自我民族誌文體／範式最重要的價值。在並未「蓄意」扭曲、欺騙、操弄前提下（筆者自身都無法覺察則不在此列，那是關於文本為何不可能百分之百客觀、民族誌內容為何無法宣稱絕對權威的討論，可參考文章開頭提及之反思文化與書寫過程的論辯），民族誌內容引起具相似經驗者共鳴，或給予有不同生命經驗者多元思考角度，那麼，一則記錄了人類社會生存軌跡，一則開啟了理論對話空間。若有此用途，對於內容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之質疑，恐怕不足以否定自我民族誌存在意義。更有甚者，人生活於社會之中、是生活環境的產物，任何個體經歷勢必連結到更大脈絡，各種議題透過單一個體向外輻射、縱橫交錯，演示出多層次、大尺度之資訊、圖像。因此自傳式民族誌雖以一人為中心，說的卻是群體的故事。…

針對此部紀錄片之評論，多篇指出，美中不足的是，因攝影機終究只掌握於少數人手中，作品多大程度呈現出「真實」，並顧及群體內部異質性，仍有辯論空間。評論者指出，當地人熟悉並活用媒體科技、技術後，透過自身視角對現況、文化、社會組織創作出一套視覺再現形式；這套形式再由具動機與社會資本、科技能力的創作者傳播、強化、清晰化、再形塑。過程中，特定創作者有機會透過製播媒體來展示其個人認知的部落生活與文化，影像作品或許摒除了外部觀點可能隱含的偏見與曲解，但是否呈現「完整」、「具代表性」之在地觀點，是面面俱到或一家之言，卻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本文「俗民紀錄片」（或稱「民俗學電影」）中的「俗民」概念並非指涉業餘或未受過專業訓練者，而是採用Sharon R. Sherman 所著Documenting Ourselves: Film, Video, and Culture一書定義之「folkloric film／folkloristic film／folklore documentary」，與「民族誌電影」（ethnographic film）有所區別：「ethnograph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