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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葉子正绿 on October 16, 2025 at 4:28am

然後，我的朋友扎克，這個吃著德國麵包的塞爾維亞人，忍不住唱起針鋒相對的反調：「那麼對我這個塞爾維亞人來說，現在生活在德國，是不是就很可怕呢？事實是，德國已經努力變成了一個美好、富有、天堂般的國家。世界就是機器。房子也是機器。街上的狗叫聲就像工廠里機器的轟鳴聲。在自選商店里也是這樣，似乎你要買的是螺絲釘，而不是牛奶；在肉店里，似乎你要買的是釘子，而不是火腿；在藥店里，似乎你要買的是鎚子，而不是阿司匹林。」

要說到我，現在我可以說，我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持之以恆地讓自己融入到這個世界、或者世界事件里？讓自己參與其中？——在巴伊納巴什塔地區，在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界河邊上，在這些風雪肆虐、大霧彌漫和事件多發的日子里，結果讓我感到自己成為這個地區的一員。

在這種的確窘迫的困境下，我沒有遭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絲毫也沒有。這就意味著：只有好事。可是有哪些事件呢？

我們本來打算參觀附近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但雪下個不停，沒法去。於是我們開車一直沿著邊界往德里納河上游走。奧爾加的母親住在那里。「二戰」期間，她在鐵托游擊隊當護士。她丈夫幾年前用他的游擊隊步槍自殺了，與其說是因為重病纏身，倒不如說更多是出於對南斯拉夫解體的憂傷。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山腳下一個小房子里（就跟養路工的房子不相上下）。

在陡峭的山崖之間，正好有一塊可以用作花園的地方，還有一長條土豆地壟。雖然老婦人整個下午在屋子里都戴著頭巾，但是她依然有一個女指揮員的架勢，或者一個連隊里獨一無二的、 與男兵平起平坐的女性的氣勢，舉止優雅自信，同時也隨時凖備出征。

她恐怕直到生命的盡頭都會是一個骨子里的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而不是塞爾維亞的，而且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代里——在她看來，對南部斯拉夫各民族來說，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依然還是唯一理性的可能：1941年，在德國入侵之前，在這個王國里，幾乎一切財產都屬於少數幾個人，而就在他們身旁，則是一貧如洗的民眾。而現在，在這個塞爾維亞特別國家里——它的當權者像在其他新生國家一樣都是「叛徒」———，歷史還在重演，一邊是戰爭的既得利益獲得者，一邊是一 無所有、挨餓受凍的人民。（至少這話沒有說錯，因為立刻浮現在我腦海里的，是茲拉特科，這個從奧地利歸來的、習慣了別的東西的外國繼承人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整個民族都在挨凍。」）

我們在這邊境小屋里坐了一下午。後來，德里納河這邊的村莊亮起了燈，對岸卻仍然完全一片黑暗，或者有人使之變得黑暗了？而在戰前，對岸的窗戶照射出那樣的光亮，連河這邊都成了對岸的鏡子。老人說，她很想念那些波斯尼亞人，不管是塞族人還是穆斯林人，尤其是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節，他們就會跨過德里納河來這邊賣水果，因為那邊的山坡不太陡，更適合種水果。

（從河岸馬路邊上那個村子返回的路上，汽車大燈照亮了從黑暗中閃現出成群的身影，他們都是在這兒宿營的逃亡者，已經等候了幾個鐘頭，希望能搭便車進城去——可是幾乎沒有一輛車經過。）

或者我們也只是蹲在早就沒有了燈光的「德里納」酒店的大廳里，身上裹著大衣和夾克，兩個人一起，大概也是僅有的真正的客人，聽著一個獨弦琴歌手的歌唱和震耳的叫聲來休息。據說這種演唱繼承了荷馬的傳統，歌頌的是塞爾維亞的英雄。在之前整整一個夜晚，我們的耳朵里灌滿了這種演唱，況且是在一個狹小的私人房子里。他的古斯拉琴琴聲使那震耳的叫聲更加高亢。古斯拉琴只有一根弦，但卻編得十分精美 ——我們在黑暗中休息，彼此講一些算不上英雄的事情，也少不了一些不著邊際的瞎聊，或者甘脆就望著遠處街道上紛紛揚揚的雪花（對了， 我們的車子還在那兒嗎？）。

一天下午早些時候，雪終於變小了，我們啟程了。這時，我們也只好兩個人成行，因為扎克（這個所謂的「熱心人」或者「火辣辣的人」）還想再陪陪他女兒，繼續在奧爾加女士溫暖的房間里待一段時間（「德國之聲」給他還有一周假）。於是，我們沿河向下游駛去，一路向北，一會兒就暮色降臨，而且很快就進入漆黑一片的塞爾維亞，穿過越來越泥濘的雪堆。在到達諾維薩德之前，我們橫穿了綿延的弗魯什卡格拉山（對偉大的塞爾維亞詩人米盧·科倫揚斯基來說，這座山在「一戰」後更多時候變成了異國的山，而不再是故鄉的山。），積雪最終變成了冰崖。

在伏伊伏丁那省城的「游客」酒店里度過了又一個寒冷的夜晚後，第二天一早，我們在諾維薩德的市場上買了幾包「摩拉瓦」牌和「德里納」牌香煙，還在諾城一家書店里買來了塞爾維亞-西里爾語蘑菇指南，二者都是為巴黎的近郊生活凖備的。在那兒，在我的整個塞爾維亞之行中，第一次碰到了其他游客，有兩個來自紐約的小伙子向我打聽便宜旅館，凖備在諾維薩德拍一部電影，「只是一個短片」。後來，在前往匈牙利邊境的途中，快到蘇博蒂察時，又是寒冷刺骨，雪粒盡管稀稀拉拉，可仿佛要穿透這一馬平川似的大草原。

Comment by 葉子正绿 on October 15, 2025 at 9:42pm

像從前一樣，到處可以看到在這片大地上亂躥或者已經死亡的僵硬地橫在車道上的狗（茲拉特科說：「在羅馬尼亞還有更多！」）；有一隻麻雀砰地撞在擋風玻璃上；成群成群的烏鴉落在空曠的柏油馬路上。

茲拉特科嘴里念叨著：真是少見，烏鴉群里還會看到一隻喜鵲——我也看見了，正想告訴他呢。

在南斯拉夫各國紛紛獨立的戰爭時期，我總是在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漫游，這個國家昔日是「我漫游的故鄉」。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情感意識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哪怕一時一刻（它似乎是不會逝去的）。

有可能，這也跟我自己，跟我也許幼稚的失落息息相關，比如，面對那座巍峨的、坐落在尤利安阿爾卑斯山里和波希涅湖北面的特里格拉夫峰（曾是南斯拉夫的最高峰），我心里明白這座三頭峰的輪廓同時 也是斯洛文尼亞國家車牌和國旗上的圖案；或許我走錯路了。

在我看來，恐怕要在那里走新路了，而不該一如既往地走同樣的路。

盡管如此，這個國家如此突然的轉變、如此突然的封閉和難以接近，不只是留在我的想像中而已。在我們來塞爾維亞旅行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我一如既往，獨自漫步穿過波希涅谷地，並一直往南穿過伊松佐河河谷，又下又上，就到了的里雅斯特上方的喀斯特地區。波希涅地區及其那樣靈動而靜謐的湖泊位於最後方，從那里只是還沒有公路直接進山去。

這里曾經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對塞爾維亞人來說也是如此：有許多塞爾維亞詩人留下了不少的詩篇（或者見證，對一種少些日常的盲目、富有詩意的生存的呼籲），他們都是「斯洛文尼亞人的兄弟」，對美麗的波希涅地區有感而發。

然而，如今我找到了一家合適的酒店，名叫「Zlatorog」（意思是： 寓言中的北山羊），其實更像是高山牧場小屋，在山谷盡頭的後面，這里的一切都是為講德語的游客准備好的。入口處，當年鐵托來訪時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沒什麼遺憾——取而代之的是維利·勃蘭特55的照片。

這時，我問自己，是不是馬歇爾當年陪他來的呢。在國家電視台——平時只有德國和奧地利頻道——的節目上，來自國外的貿易或經濟代表團一再受到純正的民族音樂的頌揚，最後由斯洛文尼亞總統出面接見。

一個當年能幹自豪的官員？可現在卻像個服務員，甚或走狗，向外國人兜售他的國家。看樣子，仿佛他要一絲不苟地迎合德國企業家和委托人的說法，斯洛文尼亞人民不是別人所說的這樣或那樣，而是一個「勤勞肯 干的阿爾卑斯民族」？此外，一大早，酒店後面那個不怎麼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經准備好了德國的《圖片》報，也許比當地的日報《勞動報》，即《盧布爾雅那日報》還要來得早。

就在堆起來的管裝和罐裝的妮維雅護膚品旁邊，要說有斯洛文尼亞的東西，也不過是產品包裝醒目的德語說明上貼了一小條斯洛文尼亞標簽（第一批顧客的話：「《圖片報》到了嗎？」）。後來，在依然保持著美麗的鄉土本色的比斯特里察火車站里，為了順應自然或歷史，那些簡直像真油畫的 照片都被替換掉了，其中有塞爾維亞的修道院、黑山的科托爾海灣、奧赫里德的馬其頓-阿爾巴尼亞湖——取而代之的絕對不是純粹斯洛文尼 亞的風景照片，而是兒童繪畫的印刷品。

那麼，這是一個處於童年的國家？我不會忘記，而且之前在這個新建的國家的一次次旅行時就目睹過，在一望無際的喀斯特高原上，通向類似的、即使遠在荒野的火車站的通道兩旁，到處都掛滿了廣告牌，上面寫著，國家一再要求保持（無愧於歐洲）的環境整潔和相互對此進行監督——與之相適應，你不得不聽的、無法聽而不聞的廣播音樂回響在整個國家；如果不是這個小民族的傳統音樂，那就毫無例外地是高雅的歐洲古典音樂，即使是莫扎特或海頓最輕快的曲目，也會使游客的心情變得陰郁。

Comment by 葉子正绿 on October 14, 2025 at 8:20pm

有一次，我去往一個灰白色的石灰石火車站，它距離喀斯特村莊杜托弗列很遠。從國道上拐彎下來的地方，我沒有聽到那家精神病院的聲音。精神病院坐落在以前沒有任何建築的拐角。當年一次次漫游時，我都聽得到從窗戶傳來病人的尖叫聲、哭號聲和磨牙聲：可是現在，時過境遷，不是這扇窗戶後面是一片謹慎的沉寂，就是那扇後面的收音機里在輕輕地播放著鋼琴音樂會。

然後，我繼續走到火車站里，在黑色古舊的候車大廳的牆上，前南斯拉夫時期的照片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車站入口貼了一個提醒保持公共環境整潔的標語。在這條路盡頭，也就是在喀斯特稀樹草原之前，我看見一輛大貨車停在那里，掛著斯科普里/馬其頓的牌照，這種情形以前在斯洛文尼亞的公路上比比皆是，但現在卻很罕見了。

特別是正在休息的司機，躺在外面的草地上，遠近就他一個人，就像是從戰爭之前的歲月里殘留下來的。他聽著半導體收音機里播放的音樂，聲音很小，像是東方或阿拉伯音樂。

這種音樂以前在這兒到處都能聽到，現在幾乎銷聲匿跡了。司機和我面面相覷，一會兒，某種東西足以使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事情更勝於一種共同的想法，那是些更深層的東西：一種共同的記憶；盡管周邊地區好像要在這種音樂聲中重新綻放和延伸，直到遙遠的、快要接近希臘的南部，可是這樣一 種大陸情懷（與「海洋」情懷的熱情不同）幾乎立刻就煙消雲散，空氣中只是跳動著一陣十分強烈的幻肢痛56 ，無疑也不只是個人的。

之後，在塞爾維亞的旅行中，我再沒有了失去故鄉的感覺。既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對我來說變陌生了，也不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前，巴斯克的畢爾巴鄂，首先是它的文字給人一種陌生的感覺，甚至有一次我進男廁所時心想著，連那兒的小便池恐怕也會呈現出聞所未聞的、從未見過的樣子，或者就不是在地上，而是高高地掛在牆上。

不，在塞爾維亞，我既不會有家的感覺，可是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外地人，既不屬於其中，也不會受到傷害。我始終是一個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個所謂新型的觀光客。

最近以來，旅游研究者或學者把這種新型的旅游推薦給「度假的人」，稱之為「可持續觀光」。因為旅行——參見《法蘭克福匯 報》1995年11月23日的旅游版面——但願「最終能夠被理解為一種寶貴的財富」。

可是，「只要旅行目的地的選擇依賴於附著其中的面子」，這又談何容易；在選擇旅游目的地時，旅游者關心的不是「當地能看到什麼，而是自己需要什麼」——度假的人只有這樣來感受「旅行會給他帶來什麼」；簡言之，「可持續觀光」。

就塞爾維亞之旅來說，怎樣可持續呢？比如，那里留在我記憶里的，是一個與我們的日常現實相比強化了的、近乎結晶的日常現實的圖像。

是因為戰爭狀態嗎？不，更多是因為整個一個偉大的民族，她顯然明白自己在歐洲范圍內遭到排斥，感受到這種境況是極為荒唐的不公正，並且現在就是要讓這個世界知道，她是另類，不僅在大街上是這樣，而且在一旁同樣如此，即使這個世界壓根兒就不願意對此有任何感 知。

其實，恰好當你十分鮮明地感受到那里幾乎人人都被解體時，首先 留在記憶里的就像是這個在別的地方早就被合法地宣佈死亡的「民族」：

可以理解，因為這個民族在自己的國家里這麼明顯地分散居住，人人都是一個高度分散的個體（此外，返程時，在郊區火車站旁那棵鳥兒棲息的樹上，我看到在上面過夜的鳥兒凍得豎起了羽毛，彼此之間卻保持距離，身體之間也積滿了雪）。簡單地說，留在記憶里或者揮之不去的只是在一個純粹的內陸國家的旅行，那里甚至沒有天然湖泊，只有河流， 但是什麼樣的河流呢——誰有朝一日想像經歷一個未來的、只有河流而且遠近都沒有海洋的內陸國家的話：那就隨他一起去塞爾維亞吧。

最後，留在我記憶里揮之不去的首先是：沒有人了解塞爾維亞—— 按照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描述的，「只有死人了解布魯克林」。 如果我在以前那些可持續的獨自旅途上常常想像或者希望有選擇的結伴來重新體驗的話，那麼我這一次——之前幾乎始終是這樣的結伴之行——則希望能夠獨自在這個國家走走看看，不開車，只坐公交，最好就是徒步。

後記

但是，難道我真的沒有一次獨自去塞爾維亞旅行過嗎？那是一個雪天，在邊境城市巴伊納巴什塔。

Comment by 葉子正绿 on October 13, 2025 at 10:15am

天剛破曉，我就出發了，心里只想著兩 個目的地：長途汽車站和德里納河（我常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為 了達此目的，你恐怕必須早點起來！」）。我不是要過橋去波斯尼亞，而是要去更遠的地方，盡可能遠離房屋和花園，去德里納河蜿蜒流過田野和牧場的地方，這兒看看，那兒走走。

天色陰暗，下著雪，周圍群山環繞。汽車站很難找，根本就沒有指示牌，我又不想問別人。最後，終於找到了，果然跟我想像的一樣，汽車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納河支流沖刷而成的一片窪地上，對面就是我在巴伊納巴什塔鎮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棟房子，除了頂上有個十字架之外，一點也不像教堂。

在車站售票大廳里，牆上有一張很大的班車目的地列表，就像紀念油畫那麼大。上面的文字跟書法一樣，是當年在這里通用的西里爾字母：貝爾格萊德，在這下面，也就是最後，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圖茲拉。

這塊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現在已經不用了。當下的發車時刻表貼在一個角落里，草草地寫在很小的一張紙上。再說，已經沒有開往最後提及的 兩個地方的班車了。隔壁的咖啡館是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大廳，空蕩蕩的，只有一位老婦人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板還是服務員。

里面有兩個人在下棋，他們倆在接下來的半個鐘頭里下了大約二十盤快棋。遠遠的角落里有一位孤獨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著咖啡館里說著什麼，不是自言自語，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聽他說話（可惜沒人聽）。

後來，我漫步穿過田野，遠離最後一處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會兒，我就打算放棄繼續往前走了：濕漉漉的深雪灌進我的鞋里，特別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腳印，猶如在警告我。

難道我還沒看夠德里納河嗎？可是我的雙腿卻不由自主地接著向前挪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著遠處昏暗的河谷走去，那里就 是邊界和德里納河。（在那本純克羅地亞語詞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為這個意思符合這個海洋之國，而我後來在另一本戰前的詞典中還找到了「草地」的意思。）

河對岸是否也有人在看著我呢？那邊一 點動靜也沒有。那是一片廢墟，還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築？不，是廢墟， 河兩岸又堆放著與房子一般高的、發黑的乾草堆，仿佛已經好多年了。我終於穿過了一片窪地，仿佛所有的小鳥都聚集在這里。

之前，在穿越塞爾維亞的旅途中，我曾經那樣期盼著能夠看到它們，有麻雀、山雀、 紅胸鴝、鷦鷯、戴勝和蜂鳥（不，沒有蜂鳥）。我現在終於又可以從一個光禿禿的堤壩上看到德里納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寬闊，河水閃現著深綠色的光。然後，從斜坡上溜下去，越過尚未收割完的、迎風沙沙 作響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叢中，我幾乎覺得比在大壩 上更安全。

「你可別繼續走下去了！」腦子里一邊這麼想著，可是雙腿還是伴我 一起走出灌木叢，徑直來到河邊，經過一個出現不久的地坑，里面散落 著大量的子彈殼（不，應該不是）。我蹲下身子，這時，河面顯得更加寬闊，從腳上的塞爾維亞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亞河岸，無非是冷冰冰霧蒙 蒙的德里納河水，濕乎乎的雪花紛紛落入水中。這時，我腦海里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會不會也在一次德-德戰爭中這樣蹲在界河邊上呢。順 流而下，將近三十公里，應該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這塊飛地了。

一隻兒童涼鞋漂到我腳前。「你不是依然執意質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殺嗎？」回到巴黎之後，S這樣問我。「不，」我回答說，「但我只是想問問，怎麼來解釋這樣一次大屠殺。正如所說的，在整個世界眼皮下，而且經過了長達三年的戰爭。人們說，在這場戰爭中，戰爭各方，甚至連那些戰爭瘋狗此間都變得已經懶得再殺戮了。

更有甚者，據說這是一場有組織的、系統的、預謀已久的屠殺？」為什麼要這樣大規模地殺戮呢？到底是什麼動因？想達到什麼目的？為什麼不進行徹底的原因調查 （「精神病患者」不成其為理由），卻又是赤裸裸的、無與倫比的、由市 場決定的事實和假象的交易呢？

我就這樣繼續蹲在德里納河邊，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筆下的維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閃現在我的腦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個在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最初名為《德里納河上有一座橋》）中塑造得如此鮮明的城市編年史作者的形象。（待續）

Comment by 葉子正绿 on October 8, 2025 at 8:29pm

這部小說寫於「二 戰」期間德軍佔領的貝爾格萊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個書寫生涯中幾乎沒有記錄下任何當地的重要事件，並不是由於懶惰或粗心，更多是因為自負，首先是傲慢——在他眼里，那些事件，無論怎樣，根本都不值得記錄下來。

我在那里繼續思考著（或者想像著這樣的情景）；我在這兒思考著這樣的情景，堅決，一絲不苟，實實在在，覺得那里有太多報道波斯尼亞及其那場戰爭的記者都是些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人。他們不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虛偽的編年史作者。

這樣說，絲毫沒有針對那些——勝過揭示真相——善於發現的記者，實地（或者更確切地說：深入實地，並且把實地的人們卷入其中），也不是為另外那些戰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確不敢恭維那些遠遠手舞足蹈的烏合之眾，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書寫職業與法官的，甚至蠱惑人 心者的角色混為一談；多少年來，他們總是用千篇一律的筆調和畫面誇誇其談。他們身在國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戰場上那些瘋狗沒有兩樣，同樣是些凶惡的戰爭瘋狗。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比如德國《明鏡周刊》上連篇累牘的新聞，在那里，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後又是「表示讓步」；在那里，一次晚餐時，在美國的代頓軍營——據這家消息靈通的周刊透露說，那些聯邦共和國的調停人就在那里，當然是些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人 ——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其中一位與會者被描述（？）如下：

「戰斗轟炸機和長崎原子彈模型，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會更喜歡哪一個呢？」（如果說克羅地亞總統圖季曼是一個出了名的惡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或者人們以前恐怕會這樣說，他就是個「臭名昭著」的惡棍，那麼相比之下，米洛舍維奇則顯得遜色，即使他也是個惡棍，那麼也是個直到今天還相當不出名的惡棍，一個似乎有待記者去發掘的惡棍，而不是一味地對他進行謾罵和譴責。）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呢？一個星期以後，在這些新聞中，那些因為條約而被置於伊斯蘭國家統治之下的薩拉熱窩塞爾維亞人「覺得自己被騙走了猶大的酬金」；《明鏡》語言突然從商業通常的低俗轉換為聖經似的神聖。（為此，那個不可缺 少的「巴爾干專家」後來在《世界報》上撰文獨一無二地認為，在下面那里，「如今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為那里的立法者並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難道今天才這樣嗎？唯獨在巴爾干半島？）《明鏡》不愧是德國人的一面特殊的鏡子。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壓根兒說的不是「我要控訴」。我只是被迫尋求公正。或者也許真的只是迫使我產生懷疑，令我思考。

這樣一來，比如說，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那個常駐波斯尼亞的《解放報》特派記者戰前與其說是個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說是一個活躍的、時而可以讓人賞心悅目的體育記者（尤其是在環法自行車大賽時大出風頭）。可是，他從戰爭前線發回的加急報道，都是關於這樣和那樣的英雄，還有面目全非、垂頭喪氣、目光呆滯的戰敗者或者無足掛齒的士兵——然而，當他在薩拉熱窩塞族人居住區看到大幅標語上寫著：「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嗎 ？」這個問題時，他為什麼非要公開嘲笑這種「荒唐」和「偏執」呢？

就像我也能夠理解這樣的情形一樣——當然不是那麼好——，有這麼多的國際媒體，從《時代周刊》到《新觀察家》，為了把這場戰爭兜售給顧客們，都把「塞族人」說成是不折不扣的壞蛋，而將「穆斯林」說成十全十美的好人。而此間甚至讓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歐洲主 流報紙，即《法蘭克福匯報》上，他們在那里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種劊子手的語氣（？）發表社論（「必須予以清除」，「必須予以隔離」，「一定要使之靠邊站」），反對一切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的東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於死地而後快——讓我感興趣的 是，這位記者從居高臨下的德國視角出發，為什麼會走到如此口誅筆伐堅持不懈的地步。我絕對無法理解這個人，也無法理解他為什麼總是口沫橫飛地反對塞族人。然而，我此間不得不認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 來自南斯拉夫？他，或許他的家人，就像斯洛文尼亞哥特舍地區講德語 的人一樣，「二戰」後被鐵托政權驅逐，無辜，遭受迫害，成為犧牲品， 被剝奪了財產，就是因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

Comment by 葉子正绿 on October 8, 2025 at 8:32am

或許終歸有一 天，這位寫手不再靠著撰寫殺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訴世人，他對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懷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損害的仇恨是從哪里來的？然而，他當然是不會獨自行動的（是的，行動）；整個報紙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我看來，與當年南斯拉夫分崩離析時這個和那個聯邦共和國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時而充滿清醒可喜的理性，可從骨子里是一個十分陰暗的派系的喉舌，一個權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個德國權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發的是絕對和永遠都不會有益的毒藥：文字毒藥。

我繼續在那里，在十一月的德里納河畔思考著。而此刻在這里，在 一個類似於冬日的平靜的森林池塘邊上依然思考著，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機轟隆隆地飛過池塘上空，載著來自各個大國的首腦，從巴黎郊區的維拉庫布里空軍基地飛往巴黎去簽訂和平條約，時間是1995年12月14日：這是不是各民族之間一場程序化的文字游戲呢？即使數代人恐怕都會對此保持沉默，也許是可以遺傳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里所感受的一 樣，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針對帝國殺手的憤恨：「塞爾維亞必然成為死敵」；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臨下和藹可親地衝著阿爾卑斯地區的斯洛文尼亞人的歡呼：「來吧，到我們這里來！」

這樣一些盲目憤怒變化無常的人會世世代代實現和維護和平嗎？不會的，和平只有這樣實現：讓死人去埋葬死人。讓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讓活著的人重新回到他們的活人中。

我當時思考過，現在依然在思考：那種「偏執狂」，也就是對塞族人民最慣用的譴責是從哪兒來的？與之相比，德國（和奧地利）人民對於「二戰」期間他們在巴爾干地區直接和間接造成的巨大傷害抱什麼態度呢？這只是「眾所周知」，還是依然真的歷歷在目，在共同的記憶中，就像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災難一樣，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創傷的 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卻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國際媒體集團發動的瘋狂攻勢，一種「人為而冷漠 的回憶」，一種「幼稚的不願忘卻」——除非在此期間，一位奧地利總統 候選人卷入巴爾干的事件突然間成為時下熱門焦點，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只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視當下發生的一切， 難道這不是一種與所謂的「偏執狂」迥然各異的精神或心靈疾病嗎？一種 獨一無二的狂妄症？

在旅途中，至少我並沒有把塞爾維亞看成是一個偏執狂的國家—— 更多是一個孤兒的巨大房間。是的，一個失去父母的遺孤的巨大房間，這是我所有這些年里在斯洛文尼亞從未感受到的東西（但是也許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錯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個權力集團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慚地辱罵這個小國家嗎？說它眼睛就是盯著「歷史沿襲下來的東西」，並且堅守「那個變得不安全的巴爾干」）。

我無法想像克羅地亞，雖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當初就是從那里起家的。但是，誰知道呢？一個陌生人知道什麼呢？我一邊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納河水里，一邊思考著，現在依然在思考：我為什麼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遠富有教益的德里納河史詩中所描述的那樣悲觀呢？我為什麼沒有能力形成他確切預見波斯尼亞各民族之間每隔一百年勢必要爆發一場戰爭災難的圖像呢？

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態呢？難道安德里奇不是一個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銳，從而在他看來，人類的種種圖像有時候會變得蒼白？難道伴隨著眼前的 德里納河，無望會流淌到時代的盡頭？一條昔日的竹筏從我眼前劃過，上面站著那個著名的形象，一個德里納河上劃竹筏的人——不對，眼前 什麼也沒有。此時此刻，從波斯尼亞岸邊傳來了吉卜賽人嘹亮的喇叭聲，出自庫斯圖里卡的電影《德里納河進行曲》？沒有。

—不，眼前什麼都面對德里納河，我思考著；現在我坐在寫字台旁，依然在思考：難道我們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戰爭中沒有錯過成長嗎？沒有成長為像父輩那一代如此眾多的成員一樣；他們自以為是、精疲力竭、見識短淺、毫無主見、近乎世故，又那樣心胸狹小，而是成長為，成長為什麼呢？也許是這樣的：堅定而開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說的「可教育」，還有被看作這位德國大師的格言的一對連韻詩行「天真的/不可戰勝的」，連同變體「天真的-可戰勝的」。

Comment by 葉子正绿 on October 7, 2025 at 8:49pm

以這種長大成人的方式，我，一個德國人的兒子心想著，脫離這百年的歷史，脫離這一系列的災禍，去尋求另一種歷史。然而，我們這一代人該如何面對南斯拉夫呢？對此，那個新派哲學家格魯克斯曼的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對我們來說，這關係到世界，可是與當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則完全不同：關係到真實的歐洲，與之並行，其餘的歐洲似乎才會構建起來。

在我的同齡人中，我知道幾乎只有約瑟夫·布羅茨基在《紐約時報》上對塞族人冷酷無情的謾罵，有眼無珠， 也不分青紅皂白，就像揮舞著一把生鏽的大刀；還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樣鸚鵡學舌，渲染敵人和戰爭圖像，隨波逐流而不是衝破偏見，支持北約對所謂罪行累累的波黑的干預。

此外，這封信在德國發表之前，就已經可以在《解放報》上看到法語版。接著，就是挺進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別的地方？——要變得成熟，要變得公正，不再充當這個世紀之夜的應聲蟲，使之變得更加黑暗；掙脫這個夜晚。耽誤了？我們之後的人們？

然而，我在德里納河那里思考著，此刻在這兒繼續思考著：帶著這些發生在塞爾維亞的小小苦難，帶著那里的些許寒冷，帶著些許孤獨，帶著諸如雪花、帽子和奶酪的小東西走來，而邊境那邊則籠罩著巨大的苦難，有薩拉熱窩的苦難，有圖茲拉的苦難，有斯雷布雷尼察的苦難，還有比哈奇的苦難。

與之相比，塞爾維亞那小小的苦難又算得了什麼。難道這最終不就是不負責任嗎？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問自己，這樣一種書寫是不是傷風敗俗，甚至被唾棄，被禁止——正因為如此，這個書寫之旅就變成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冒險、危險、常常令人壓抑（相信我）之旅。

我深深地感受到什麼叫「前有岩礁，後有漩渦」。難道講述這小小的不足（不足掛齒），就能夠沖淡、掩蓋和模糊大問題嗎？

當然，最後我每次都在想：可這不是最終所要的結果。我的工作應該是另外的樣子。堅持揭露那些邪惡的事實，就不錯了。但是為了和平，還需要另外的東西，不遜色於事實的東西。你現在玩起這詩意的東西？是的，如果這詩意的東西恰恰被理解為朦朧的對立面的話。或者不說「這詩意的東西」，最好說「有聯系的東西」、「包羅一切的東西」——促成共同回憶的東西，因為對第二個童年，對共同的童年而言，回憶是唯一的諒解可能。

如何實現呢？我在這里所書寫的一切，不僅面向這些或那些德語讀者，同樣也面向這些或那些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以及塞爾維亞的讀者。這樣做出於經驗，恰恰通過間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憶、那共同的第二個童年才會蘇醒，因為捕捉小事無論如何遠比強加主要事 實影響更加持久。

「在橋上，有一塊木板鬆動有好幾年了。」——「是 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詩班下面一個地方，走路時會產生回響。」——「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甘脆把我們所有人從對歷史和當下的無稽之談的桎梏中轉移到無比有益的當下：「看看吧，下雪了！ 看看吧，那里有孩子在玩耍」

（轉移的技巧；藝術乃根本的轉移）。

就這樣，我站在德里納河那里才覺得有必要，找一塊石頭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著對岸的波斯尼亞（只是一塊石頭也沒找到）。

在這次塞爾維亞旅行中，我唯一記錄下來的東西，除了塞爾維亞語「操！」這種罵人的髒話之外，就是一個男人的告別信里的一段話。他和妻子同是當年的游擊隊員，在波黑戰爭爆發後就自殺了。在此，我重覆一遍這段話的德語譯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維奇和茲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羅維爾）共同翻譯的：

背叛、我們國家的解體和混亂、我們的人民被拋入其中的嚴重局勢、波黑戰爭（塞爾維亞克-克羅地亞語為「rat」），滅絕塞爾維亞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經使我的餘生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我決定擺脫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擺脫國家滅亡所帶來的苦難。我的身體已經精疲力竭，難以繼續承受這一切，那就讓它好好休息吧。（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寫於德里納河邊的巴伊納巴什塔附近的佩 魯采克村，1992年10月8日。） （1995年11月27日—12月19日）

(摘自: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劉學慧·譯）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冬日旅行之夏日補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