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就這樣成為在觀看中遺忘掉自己的一群。在這個意義上，類像的被觀看，無異於慢性吸毒。而且，其後果有點象醉漢騎車，醉後一旦失去平衡感，不加速直行就會跌倒，腳一停止車子就會傾斜，結果只好盲目地用力踩登，結果車子便越來越快，最終仍難免跌倒。沉淪於類像的社會，其後果也只能如此。由此我們意識到：傳統美學的形象只是為了真實的再現或者表現現實，但是類像就不同了，對於它來說，現實根本就不存在。一方面，它是意義的消解，是把事先預設、簡化了的意義直接置於自身之中，另外一方面，則是能指與所指的嚴重分離，從此現實的意義被擱置起來。對於類像來說，最為重要的不是深層的意義，而是表面的幻像，而且是只有表面的幻像。例如封面女郎，就是這種除了美豔其餘一無所有的類像，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以炫耀形體為特征的影視明星、體育明星，也是如此。(25)…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現代語言學的影響。我們經常說，沒有空氣和水，就沒有生命。實際上，沒有語言，人類也沒有生命。類像的出現，正是對語言意義的確定性和外在性的否認。早在十九世紀，蘭波就說：不是詩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詩人。在2０世紀，克羅齊認為語言是歷史誕生的前提，羅蘭•巴爾特認為語言是人形成的條件，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維特根斯坦認為意義即用法。富科認為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這，當然就是我們所強調的二十世紀美學的語言論的轉向，應該說，語言論的介入是美學觀念的轉型的一大契機。…

單一的話語（即羅蘭•巴爾特講的「命名與價值判斷同一」的話語邏輯）成為眾聲喧譁，多種話語被並置在一起，不再是以一種為主，而是對等地和平共處。不同價值體系的話語被並置在同一文本中，各自消解掉自身的統一的確定性的內涵。過去的種種邊緣性話語也都希望有自己的話語權，其中的意義也只決定於如何被複製，如何被拼貼、放大、縮小、湊集。「何為本源」？「何為原本」？再也無法找到。結果，自然混同於人工，人工混同於自然，世界的一切就無非只是類象，人們也竟然只會享受這既非自然又非人工的類像了。可謂「天下無淨土」。

 …

而類像的最為根本的內涵則是傳統的「韻味」的消失。所謂韻味，決定於唯一無二的存在，與必不可少的距離感。本雅明指出：韻味即在「非意願回憶之中自然地圍繞起感知對象的聯想。」「韻味的經驗就建立在對一種客觀的或自然的對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反應的轉換上。……我們正在看的某人，或感到被人看著的某人，會同樣地看我們。感覺我們所看的對象意味著賦予它回過來看我們的能力。」(14)



而在當代社會，情況出現了根本的變化。其中的原因，與韻味本身的局限有關。這一點，梅·所羅門作出了深刻地揭示：「在大部分藝術形式里，都發生著一場無機物的欲望化過程，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石化過程。人類的感覺，從主體－客體關係（我－你關係）里退縮回來，注入藝術品之中，這些藝術品也隨之變得神聖化、崇高化，被『韻味』所掩蓋。」(15)…

而順理成章地，以摹擬體為『生命』的文化便介入我們的社會，因為這里廣泛地流通著統攝一切的『交易』價值，把人類社會對於傳統『實用』價值的回憶徹底掃除。因為，今天的社會，已經出現德波在【奇觀壯景的社會】一書里以驚人的筆觸所描繪的狀況：『形象已經成為商品物化之終極形式。」「在『奇觀壯景的社會』里，『過去』變為一大堆形象的無端拼合，一個多式多樣、無機無系，以（攝影）映像為基礎的大摹擬體。上面所引述的德波那句影響深遠的名言，恰好是一種『史前史』的提法，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喪盡一切『歷史性』的社會。身處這樣的一個全新的社會，大家只能覺得『過去』只存在也無非是一堆灰暗含糊的『奇觀壯景』而已。後結構主義語言理論再次也正好發揮功能了。因為『過去』作為『所指』，先是逐步地被冠以括弧，然後整體地被文字、映像所撤消、抹去。留下來的，除了『文本』以外，正是一無所有了。」(21)…

不難看出，在此原型理論的影響下，審美活動必然成為移位的神話，(9) 也必然向廣義的文化領域拓展。總之，對人類潛意識心理的關注，必然使得傳統的形象觀念出現轉型，而類像則正是這一轉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為新的審美觀念，類像的出現，也是審美活動從理性主義走向非理性主義的必然結果。我們知道，在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審美活動，是以非功利性、審美距離為中心。緣此而生的形象只能是日常生活的中斷，是他性的。而在以非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審美活動，則是以功利性、無審美距離為中心，不需要中斷日常生活，不離開日常生活，是我性的。換言之，假如說形象是理性的對象，那麼類像就是非理性的對象。



在類像，完成的是一個事物變為事物的形象的過程。在這事物的形象完成的同時，也就是事物喪失之日。「在美國只要你和任何人交談，最終都會碰到這樣一個詞，例如說某某的『形象』，里根的形象等，但這並不是說他長得怎麼樣，不是物質的，而是具有某種像徵意味。說里根的形象，並不是說他的照片，也不光是電視上出現的他的形象，而是那些和他有關的東西，例如，他給人的感覺是否舒服，是否有政治家的魄力，是否給人安全感等。」(3)…

 （一） 

從否定性主題和多極互補模式出發，傳統審美觀念中的形象在當代的轉型之一，就是類像。 

「類像」是法國學者提出的著名範疇（simulacrum），與傳統美學、文藝學所頻繁使用的「形象」一辭相對應。所謂「形象」，類似法國學者福科提出的一個著名概念：「摹本」…

SERDANG: The Plot, located at the Malaysia Agro Exposition Park Serdang (MAEPS) which features more than 500 types of plants, is offering a unique agro-tourism experience as well as classes for visitor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science of farming.

Apadana Agro Sdn Bh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r Abas Mazni Othman, said The Plot which occupies two acres of land, is a one-stop centre offering visitors activities to learn about the types of plants cultivated there through…

有一天，這個盟友正看林先生的《吾國與吾民》，那傳教師就說：看這個能認識中國？你得先看看中國再讀它，方知道這是一種精巧的玩笑！中國的進步，中國的腐敗，可都不是玩笑！”於是林先生這本書，被這個身份可疑的傳教師一說，擱到玩具中去了。這個故事可不是玩笑，完全有根據的。英美新聞處為國際禮貌，空軍招待所又為另一原因，都依然會把林先生的著作，繼續陳列出來，供給國際友人閱覽。可是想起這個關係恰在並非玩笑的時節，美國“大嘴笑匠”也老老實實到國外來為國家服務，林先生的作品卻只能產生玩笑印象，是不是十分可惜？友邦事重效果，我們這個國家也在學習明白效果好壞的時候，所以我們歡迎林先生，實希望林先生尚能做一點更有好效果的工作。…

林語堂先生到了昆明，正如某先生說的，“在中國當他為外國人，在國外又當他為中國人”，因此近幾天本市大小報紙，都有些文章介紹批評林先生，西南聯大且特別歡迎林先生作一次公開講演。



綜合各方面印象來說，似乎可歸納成為三點：一為“林先生是幽默提倡者”，二為“林先生是個寫中國問題中國生活中國故事給美國人民看，用中國事哄美國人的作家”，三為“林先生在國內所標榜的趣味；影響既不大好，在國外所使用的方法，影響也不大好”。…

同樣是寫“物”，前面從實處寫所見，後面從虛處寫所感。在他的詩中也可以找出相近的例。從實處寫，如《石虎胡同七號》；從虛處寫，如《雲遊》。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著無限溫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懷任團團的柿掌綢繆；

百尺的槐翁，在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摟；

黃狗在籬邊，守候睡熟的狗兒，他的小友；

小雀兒新制求婚的艷曲，在媚唱無休——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著無限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著依稀的夢景：

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冥；

小蛙獨坐在殘蘭的胸前，聽隔院蚓鳴；

一片化不盡的雨雲，倦展在老槐樹頂；

掠檐前作圓形的舞旋，是蝙蝠，還是蜻蜒？——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著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喟著一聲奈何：

奈何在暴雨時，雨槌下搗爛鮮紅無數；

奈何在新秋時，未凋的青葉惆悵地辭樹；

奈何在深夜里，月兒乘雲艇歸去，西墻已度；…

對自然的感應下筆還容易，文字清而新，能凝眸動靜光色，寫下來即令人得到一種柔美印象。難的是對都市光景的捕捉，用極經濟篇章，寫一個繁華動蕩、建築物高聳、人群交流的都市。文字也儼然具建築性，具流動性。如寫巴黎：

咳，巴黎！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稀罕天堂；嘗過巴黎的，老實說，連地獄都不想去了。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襯得你通體舒泰，硬骨頭都給熏酥了的——有時許太熱一些，那也不礙事，只要你受得住。贊美是多餘的，正如贊美天堂是多餘的；咒詛也是多餘的，正如咒詛地獄是多餘的。巴黎，軟綿綿的巴黎，只在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誰不想再去？誰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腳下，春風在你的臉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責備你，不督飭你，不窘你，不惱你，不揉你。它摟著你，可不縛住你：是一條溫存的臂膀，不是根繩子。它不是不讓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卻永遠在你的記憶里晃著。多輕盈的步履，羅襪的絲光隨時可以沾上你記憶的顏色。

但巴黎卻不是單調的喜劇。賽因河的柔波里掩映著羅浮宮的倩影，它也收藏著不少失意人最後的呼吸。流著，溫馴的水…

在寫作上想到下筆的便利，是以“我”為主，就官能感覺和印象溫習來寫隨筆。或向內寫心，或向外寫物，或內外兼寫，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方法上富於變化，包含多，體裁上更不拘文格文式，可以取例作參考的，現代作家中，徐志摩作品似乎最相宜。

譬如寫風景，在《我所知道的康橋》康橋通譯劍橋，在英國東南部，這里是指劍橋大學。

說到康橋天然的景色，說到康河，實在嫵媚美麗得很。他要你凝神地看，要你聽，要你感覺到這特殊風光：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河水。……河身多的是曲折，上遊是有名的拜倫潭……當年拜倫拜倫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劍橋大學畢業。

常在那里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騫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遊。下遊是從騫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芻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

第三是工具重造與工具重用，不僅只是寫作，還有個具體運用問題，舊戲價值由受攻擊到受注意，有一段歷史值得提及。先是無保留的謾罵，得宋春盼先生出而辯護折中，以為戲有新舊亦不妨。新盡可以新到未來派，牽只狗從臺前走過而完結。舊也應當容許一切照舊，為的是可以當成歌劇看。這是民十左右事情，待到民十四五，幾個從國外回來教戲劇的年青教授於是不再罵舊戲，張彭春、張喜鑄、餘上沅……一面教新戲，一面也間或聽聽舊戲，或和梅蘭芳吃吃茶了。此後梅蘭芳兩次出國，得到完全成功，就虧的是得到這幾個人幫忙合作。然而這成功只能說是舊戲在國外一度試驗，即成功與新戲改良無關係。唱改良舊戲的是王伯生先生，然而他只著重在唱，在主角特別能唱，並無舊戲真正重造與新戲混合試驗。

（廣東人在這方面最大膽，白盔白甲的呂布在臺上旋轉方天畫戟時，身旁即有個穿洋服的朋友拉小提琴伴合，然而閉目試想想，這是一種什麼感覺？）寫歷史劇從郭沫若先生到最近，作家相當多，也不能說是真正不改良。近聞田漢先生卻注重在戰時改造舊戲，改造的結果不得而知，改造的企圖實需要勇氣和耐心。更令人欽佩的是田漢先生的戲劇活動的對象不是在後方有錢多閑觀眾，使戲劇成…

談起近二十五年中國話劇運動時，有三點可以引起人特別注意：一、介紹外來的，二、創造新東西，三、工具的重造與工具的應用。

第一是幾個書呆子充滿新的理想，來向舊戲攻擊，以為戲劇必須走新路，從外國取法，讓戲劇和社會人生接觸，方能夠成為社會重造思想解放工具。在介紹外來作品工作上，因潘家洵先生的努力，中國讀者知道了易卜生。因楊丙辰先生的努力，中國讀者知道了德國許多作家和作品。至於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更重要位置的莎氏比亞的作品，都是田漢先生努力翻譯成為中文的。論思想作用，當時易卜生的作品影響大，為的是許多人家中有學娜拉或同情娜拉的女孩子，論分量沈重，以及從一個戲劇所處理的問題上，可發現與當時正流行的“人生”、“戀愛”、“矛盾”、“殉情”等名詞相會通，使讀者取得一種傳奇抒情詩氣氛的浸潤，田漢先生的譯述工作實在特有時代的意義。…

一月十號第三十二期本刊上，我寫過一篇《論“海派”》的文章，一面說及適宜概括在這種名詞下各種作家的活動情形，如何可憐可笑，一面且提示到由於這類人物的活動情形，所產生的某種風氣，又如何有害於中國新文學的健康。



從“道德上與文化上的衛生”觀點看來，這惡風氣都不能容許它的蔓延與存在。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來意思。當提及這樣一群作家時，是包含了南方與北方兩地而言的。因環境不同，兩方面所造就的人材及所提倡的風氣，自然稍稍不同，但毫無可疑，這些人物與習氣，實全部皆適宜歸納在“海派”一名詞下而存在。文章發表以前，我便因事離開了北京，直到一個月後回北京時，方知道這文章使“海派”一名詞，重新引起了若干人的注意。在各種刊物上，一個月以來已陸續登載了許多討論文字。…

《綴網勞蛛》、《空山靈雨》、《無法投遞之郵件》，上述各作品作者落華生，是現在所想說到的一個。這里說及作品風格，是近於抽象而缺少具體引證的，是印象的復述。

在中國，以異教特殊民族生活作為創作基本，以佛經中邃智明辨筆墨，顯示散文的美與光，色香中不缺少詩，落華生為最本質的使散文發展到一個和諧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的周作人，徐志摩，馮文炳諸人當另論）。這調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愛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與古舊情緒糅合在一處，毫不牽強地融成一片。作者的風格是由此顯示特異而存在的。

最散文的詩質的是這人文章。…

一九三三年我從青島大學到北京工作，又有機會見到了司徒喬先生。當時他住在什剎海冰窖胡同，已經結婚。經過社會的大動蕩，重又相見，彼此感覺格外親熱。談話間自然要欣賞他的新作。生活雖從無安定，他的畫卻已愈見成熟。



不久他就主動提出要為我畫張像，留個紀念，約好在北海“仿膳”一個角落作畫。到時他果然帶了畫具赴約，一連三個半天，他極認真地為我畫了張二尺來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畫。朋友們都說畫得好，不僅畫得極像，且十分傳神。他自己也相當滿意，且說，此生為泰戈爾畫過像，為周氏兄弟畫過像，都感到滿意，此像為第四回滿意之作。他的熱情令我感動，這幅肖像成為一件紀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