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這個盟友正看林先生的《吾國與吾民》，那傳教師就說：看這個能認識中國？你得先看看中國再讀它，方知道這是一種精巧的玩笑！中國的進步，中國的腐敗，可都不是玩笑！”於是林先生這本書，被這個身份可疑的傳教師一說，擱到玩具中去了。這個故事可不是玩笑，完全有根據的。英美新聞處為國際禮貌，空軍招待所又為另一原因，都依然會把林先生的著作，繼續陳列出來，供給國際友人閱覽。可是想起這個關係恰在並非玩笑的時節，美國“大嘴笑匠”也老老實實到國外來為國家服務，林先生的作品卻只能產生玩笑印象，是不是十分可惜？友邦事重效果，我們這個國家也在學習明白效果好壞的時候，所以我們歡迎林先生，實希望林先生尚能做一點更有好效果的工作。

凡活在中國當前社會中，稍有做人良心的知識分子，都會覺得活下來實在太痛苦了。這與林先生所說的“窮”關係就並不多。人固然是個動物，需要活得比較“幸福”，可是它比別的動物又稍微不同，還需要活得尊貴而有意義。他們眼看到這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一面是積習所形成的墮落因循，如何保留在若干人的觀念行為上或組織制度上，一面又尚有若干理想與熱忱，如何培養在一切具有健康身心的人民生命中。兩者到處有衝突，一時既難於調整，所發生消耗現象便萬無可避免。社會動力既受習慣縛束，挫折復挫折，因之一個民族在戰爭中最需要的自尊心與自信心，便只合聽它逐漸消耗於許多不相干問題上，終於使負責方面上常常陷溺到一個無可奈何情況中。某些事竟儼若任何具體法規或抽象原則，均無助於轉機的獲得。就說弄理工的，對國家重造所抱幻想，或為“衣食足而禮義興”，努力在爭取將來生產技術。弄文學哲學的，自必認識到經典之重造的重要性。

然就近二十年教育發展說，習哲學偏重於書本誦讀，文學更偏重章句知識，人雖若不離“書本”思索卻離了活生生的那個“人”。因之鄉願學究者流，一面生活中尚充滿算命圓光鬼神迷信，一面卻以思想家身份領導群眾，到耐不住生活寂寞，卻因緣時會自到自見時，進九錫鑄九鼎等打算，亦無不可從這類新讀書人圈子中產生。所謂經典之重造，這些人當然五分。這個時代已非用格言警句建立單純抽象原則，即可濟事，還要些別的條件。從近二十年社會發展上認識，新文學作家與讀者所保盡的關係，卻可以從文學作品中來做有關人生一切抽象原則重造的工作，工作固相當困難，因與之對面非事物約柔韌性和適應性，都並不容易克服。另外一種習氣，即戰前十年來文學受商業與政治兩種勢力的牽制分割，想突破一切障礙，更必需作者對民族憂患所自來各方面具有深刻理解，且抱定宏願與堅信，如戰爭一樣，臨以莊敬，面對問題。歲月積累卻堅固不拔，方可望有所成就。國內作家近十年來，見解或有分歧，成就更有淺深，可是目的卻大都在同事一點上。林先生年近半百了用中國抒情所得於己者似已不少，金錢收入雖萬無限，生命付出實可屈指計數。子在川上有“逝者如斯”之言，林先生示有同感。

林先生的旅行昆明，為認識中國而來，林先生值得用一個比較莊敬的態度好好認識認識現代中國，如寫作又為介紹美國人認識中國，林先生更值得好好認識認識當前的自己一支筆若能比較莊敬來從事於明日工作有助於兩大民族的理解有多大。“聖賢”、“英雄”的期許，通達如林先生，或以為近乎爭名於朝，名分實不足爭，我們盼望於林先生的，只是“莊敬”。當前中國做一個真正公民的應有素樸態度而已。（本篇發表於1944年1月1日《昆明周報》第68期，署名上官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