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李明雖然不能接受某些中國野史關於中國歷史有 4 萬年的說法, 但承認中國歷史的古老, 這從中國聖人孔子的著作中得到證實,根據年代學, 算起來有 4 千年, 這一算法也很難與拉丁文《聖經》的推算相吻合。李明雖然對中國許多事物傾情贊美, 但對中國藝術卻全面譴責。比如他對中國繪畫的評價即是: “ 除了漆器及瓷器以外, 中國人也用繪畫裝飾他們的房間。盡管他們也勤於學習繪畫, 但他們並不擅長這種藝術, 因為他們不講究透視法。”

這影響到了維柯對中國繪畫藝術的見識。維柯說: “盡管由於天氣溫和, 中國人最精妙的才能, 創造出許多精細驚人的事物, 可是到現在在繪畫中還不會用陰影。繪畫只有用陰影才可以突出高度強光。中國人的繪畫就沒有明暗深淺之分, 所以最粗拙。至於從中國回來的塑像也說明中國在澆鑄( 或塑) 方面也和埃及人一樣不熟練。從此可以推想到當時埃及對繪畫也正如現在中國人一樣不熟練。”

這在羅可可風格正使許多歐洲人為之傾倒的時候, 維柯的如此言論確實有些不同凡響, 不過類似的見識在當時及此前的歐人心目中還比較普遍。

在中國各種藝術形式里, 最難以引起歐洲人興趣的大概就是繪畫了。從 17 世紀一直到19 世紀, 歐洲人對中國畫的批評是同一腔調。

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利瑪竇。他說: “中國人廣泛地使用圖畫, 甚至在工藝品上; 但是在制造這些東西時, 特別是制造塑像和鑄像時, 他們一點也沒有掌握歐洲人的技巧。他們對油畫藝術以及在畫上利用透視的原理一無所知, 結果他們的作品更像是死的, 而不像是活的。”在西方其他作家眼中的中國繪畫藝術也都作如是觀。

維柯相信, 所有文化之間都存在著有機的、內在的聯系, 這些文化被某種精神、天性、氣氛或民族觀念聯結在一起, 局外人只有通過歷史內在認同的方式才能進入某一特定文化。因此, 按照他的歷史主義審美觀, 維柯指出人們應當樂於用某種一視同仁的理解的態度, 欣賞不同時代的音樂、詩歌和藝術, 因為各個歷史階段和各種民族文化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關於中國人文地理, 維柯寫到: “ 韃靼區的可汗統治著古代的絲國人( Seres) 那樣一種萎靡文弱的人民, 形成了( 元朝) 可汗的一個偉大帝國的一大部分, 其中一部分現在已和中國聯合在一起。”

維柯在這里將絲國人、( 元朝) 可汗、中國分別了開來, 暴露了他關於中國的地理知識的落後。他關於中國人民特性的評說也變得前後矛盾。他從地理環境的影響出發, 認為絲國人由於處在寒冷的地方, 所以是“萎靡文弱的”; 緊接著, 說到中國溫和地帶時, 則認為那里的人民稟性較平穩; 又舉例說: “中國皇帝在一種溫和的宗教下統治著, 崇尚文藝, 是最人道的。”還進一步說: “ 東印度群島的皇帝也頗講人道, 大體上只從事和平時代的技藝。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使他們宗教的粗野教義結合上他們所統治的亞細亞人的溫和, 他們雙方, 特別是土耳其人, 用富麗堂皇的排場, 樂善好施的感激心情, 多少把他們的驕傲軟化了一些。”

維柯對中國文明的了解, 或許僅依據少量關於中國的讀物, 以及對中國藝術品的觀察, 也包括與隨同馬國賢( Matteo Ripa) 神甫到意大利的中國青年的交談。1723 年年底, 意大利籍耶穌會士馬國賢由於傳教事業陷入困境回國。

從北京出發時, 他帶上了 5 位中國青年, 一路顛簸回到家鄉那不勒斯, 經過了近 1 年的磨難。1732 年, 他們在這里辦了一所專門培養中國留學生的中國人公學( Chinese College) 。這樣, 維柯得以有機會在家鄉那不勒斯見識這些中國青年, 借以了解到中國的某些信息。

總之, 維柯充分關注了 17 世紀意大利傳教士關於中國的介紹評述, 他的中國知識主要得自於此; 同時也以其令人注目的中國文化觀, 成為意大利中國學傳統的承啟者。不過他的批評卻是經過冷靜思考後作出的, 體現出一個哲學家獨立反思後的收獲。

(原載：北方工業大學學報第23 卷第 2 期；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357, 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