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國是當今世界符號學研究的三大王國之一，而且是唯一一個真正形成過符號學運動的國家。 這里符號學人才濟濟，克里斯蒂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所倡導的互文性思想和解析符號學理論受到世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互文性指符號系統的一種互換關係，它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精神分析學、哲學等學科的影響，表現形式多樣，集中體現了引文性、社會性和轉換性三個基本特征，該思想的提出無疑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及傳統文學研究的超越。 解析符號學更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它主要來源於巴赫金(Bakhtin Michael 1895—1975 ）的語言哲學思想，同時與馬克思的價值形成理論、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以及拉康的分裂主體理論密切相關，主要內容包括文本間性理論、意義生產動態理論和過程主體理論。…

克里斯蒂娃的理論具有顯著的跨學科優勢，呈現出多維結構的理論特征。設定文化史、個人史以及文本這三種場面，構築貫徹三者的理論，是克里斯蒂娃的基本方法。克里斯蒂娃以精神分析為邏輯起點，以後結構主義為理論目的，以符號研究、文本研究為理論運用，建構了多元邏輯的學術系統。以精神分析看待結構主義，克里斯蒂娃不但研究了結構主義隱去的主體問題，更探討了結構主義避而不談的結構的來源問題。其符號觀、文本分析也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尋找支撐依據，從心理與文化的雙重層面探究符號與文本的意義。…

一、符號的互文性

1967 年，克里斯蒂娃在法國《批評》雜誌上發表題為《巴赫金：詞語、對話與小說》的論文，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intertextualité）。 她宣稱：「『文學詞語』是文本界面的交匯，它是一個面，而非一個點（擁有固定的意義）。 它是幾種話語之間的對話：作者的話語、讀者的話語、作品中人物的話語以及當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



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體間性，詩學語言至少可以進行雙聲閱讀。 」［1］（P145-146）…

【摘要】克里斯蒂娃是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等領域的代表人物，其學術具有非常廣泛的交叉性，具有顯著的跨學科優勢。克里斯蒂娃的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確立了文本詮釋的新局面，不但將各個不同的文本交織起來，而且開啟了文本、文化、心理研究三者結合的研究路徑。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又譯為朱麗婭·克里斯麗娃、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朱麗婭·克…

編輯推薦：作者多年的教學以及同藝術家共事的經驗告訴我們，概念與觀點就像工具一樣，只要有用處它們就有探究價值。本書的大部分內容與思路都是建立在此種觀念之上的。當然，這里也有一些疑問（這些疑問也構成了我們踏上征途的路徑圖）：克里斯蒂娃哪些方面的研究與藝術家最相關？她的研究如何闡釋實踐與創作過程？如何使用克里斯蒂娃的觀點來解讀藝術品？她的研究如何闡釋藝術家與藝術品之間，藝術家、藝術品與觀眾之間，藝術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最後，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否能揭示出藝術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觀念是立足於身體的基點的對社會、歷史因素的吸收。文本形成的過程從身體出發，最開始只是內心體驗，這種體驗直接聯系著身體的觀念，「內心體驗把無意識、感知、前語言、和語言都調動了起來……表現為一些非語言的像徵」。在第一階段中，它還沒有用語言表達，到了第二階段——草稿階段，就可以將部分內心體驗轉為語言，但這時語言只敘述感覺事實，等它最終成為文本的時候，它就加了邏輯性、系統性，使它表意加更清楚，符合社會規定。

克里斯蒂娃把文本分為基因文本(Genotext)與現象文本…

1998年，克里斯蒂娃再次對自己的符號觀做出了總結，「我對『符號表達』和『像徵表達』所做的區分……是為了嘗試將意義理解為『過程』或『進程』，而不是『結構』。為此一方面要明確屬於符號及其句法、邏輯聯系的表達方式，另一方面要明確屬於跨語言的表達方式』』④。…

克里斯蒂娃運用了索緒爾和皮爾斯的理論，此外，本維尼斯特的語言學理論相較於二者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本維尼斯特去世後出版的一本紀念文集中，克里斯蒂娃發表了一篇論文，在其中她提到了語言學的發展趨勢：「排除掉對任何不能系統化、結構化、邏輯化到某種正式的實體領域的探究。」盡管本維尼斯特卷入了同樣的趨勢中，「但是將語言這一對象向實踐領域敞開，語言在實踐中實現自身，超越語言，在語言的基礎之上。語言作為一種整體的對象，要麼相關的，要麼呈現出問題」Julia Kristeva, Jean-Claude Milner et Nicolas Ruwet, eds.,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Éd. du Seuil,1975, p.230.。克里斯蒂娃除了認為考慮主體和歷史對於正確的文本分析是必需的，還同時提倡打破孤立相關的領域之間的壁壘。…

克里斯蒂娃在1990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武士們》（Les Samouras）中憶起她初到巴黎時的失望。1965年下雪的聖誕節，來自保加利亞的24歲年輕學生並未在第一時間被「光之城」的富麗堂皇所擊中，而是抱怨巴黎人不知道如何清理積雪。事實上，巴黎冬季的溫度難以帶來俄羅斯白雪皚皚的景觀，雪之於巴黎人而言不過是延遲的雨，說是積雪，實則不久後便會化為灰蒙蒙的泥水，雪的形態蕩然無存。

進入高研院學習的克里斯蒂娃很快就會意識到一種截然不同於中歐文化背景的模糊和曖昧，在她的老師羅蘭·巴特陰翳多變的文筆下，讀者要時不時穿過這種微微泥濘的灰色地帶。三年之後，克里斯蒂娃和同班同學，《原樣》雜誌（Tel Quel）主編菲利普·索列爾斯（Philippe…

盡管如此，在20世紀初期多次科技變革的感召之下，人文領域也急切地探索更為「科學」的方法。一直以來，詩性都承載著尼采精神的不羈和瘋狂，也正因如此，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學批評都曾嘗試挑戰這種無序，用各種理性規則來闡釋原本毫無章法的文學文本。在某種程度上，《詩性語言的革命》也是這樣一種嘗試，克里斯蒂娃選擇了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這兩位19世紀法國詩人中風格最為飄忽，語言最為陌生化的詩人的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卻同時將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現象學、心理分析等理論引入對先鋒詩歌的研究。…

文化符號學

在互文性理論形成過程中，給予克里斯蒂娃影響最大之人就是俄羅斯的偉大學者巴赫金。 克里斯蒂娃於 1966 年在羅蘭·巴特的研討班上開始介紹巴赫金的理論思想，這使她成為最早向西方學術界介紹巴赫金思想理論的學者之一。 她借助於巴赫金的語言哲學理論及其有關狂歡化文學的種種探討，「對索緒爾的靜態語言模式以及結構主義的文本理論進行了批評，強調文本的對話原則、 復調結構與互文本的生成過程」［4］（P35）。…

我們應該清楚，克里斯蒂娃不能被稱為形式主義者或者結構主義者。俄國形式主義者本身，事實上，在早期的、看似絕對的形式主義之後（形式主義這個稱呼，最初是它們的敵對者所使用的帶有輕蔑意義的術語），便開始向傾向於社會學的方向進一步發展演變。而大多數的法國結構主義者，除盧西安·戈德曼之外，都傾向於將歷史擱置在一邊，更不用說皮亞傑（Jean Piaget）理念中的認知主體。正如在這本譯著以及先前的克里斯蒂娃譯著中所能看到的，克里斯蒂娃將文學和歷史著作的歷史維度考慮進來，同時分析了主體的角色。盡管這一主體在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是一種異質的主體。



詩性語言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在此處並非因果，也非直接關聯。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紐帶所涉及的內容與薩特在闡釋「介入」…

這一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承接了19世紀初普希金和屠格涅夫那一輩作家締造的「黃金時代」；而這一次，在俄羅斯大氣和深邃的文學基調之中，詩人們進行了大膽的文體實驗，也因此使得「形式」成為一個焦點。「形式主義」便脫身於這一時期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詩歌沙龍和詩歌團體。與馬拉美相似，他們強調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即著名的「陌生化」理論；除此之外，他們還主張將詩歌視為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的解讀對象。…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理論批評界和知識分子界不容忽視的存在。她也是這一代法國主要理論家中唯一的女性，她的理論成果因挑戰了長期以來男性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思想傳統而更顯矚目。美國學術界對她著作的譯介並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地迅速克里斯蒂娃的《詩性語言的革命》法文版出版於1974年。1978年，德譯本正式出版。英譯本出版於1984年，距離法文原版出版時間達十年之久。



在此之前，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被譯成英文版的有：《中國婦女》（New York: Urizen Books,1977），論文集《語言中的欲望》（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和《恐怖的權利》（New York:…

互文性也譯作「文本間性」，是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克莉思蒂娃提出的，意在強調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產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一個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在極端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重新組織。

作為一個重要批評概念，互文性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隨即成為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互文性通常被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它包括(1)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的關係(一般稱為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複、修正，向其他文本產生的擴散性影響（一般稱作…

薩特在著名的「什麼是文學」（《Quest ce que la littérature》）一文中號召一種與現實和社會毗鄰，具有感召意識的「介入型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與之緊密相連的便是所謂的「介入型」作家，薩特認為至少散文作家不僅應當具有這種介入意識，更應視其為一種責任，並且傳達時代精神，語言在這一過程中的角色不過是一種工具，而薩特本人就是這類作家的典范。

法國文論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文學與死亡的權利」（Littérature et la droit à la mort）一文中回應了這一激進的介入觀點，布朗肖眼中的文學因其「作為困惑的產物而顯得尤為重要，文學在自我非難之中完成自我確認……文學屬於那種應該被發現而非被探尋的東西。」[1]…

1966年，TelQuel是當時最活躍和最具煽動性的團體。這個團體把克里斯特瓦置於巴黎知識分子「名人錄」的核心。她認識了自己的同胞托多羅夫，成了邦弗尼斯特的朋友；在索萊爾斯的幫助下認識了拉康，並參加了他的研討班。她同情法共。或者至少同情它周圍的知識分子小圈子(《新批評》、《法國通訊》)。她贊成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且在幾個月之後，成了結構主義的發言人，聲稱要對結構主義進行概括。那是符號——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奇妙混合，體現了知識先鋒派的欲望，即通過寫作使世界革命化。[3]456—457…

「克里斯蒂娃重視語言的固定意義形成之前的所謂的意義生產過程，她試圖通過研究意義生產過程來闡明意義的來源問題，從而實現研究文本符號意義外部空間的可能性。 她認為在構成結構的體系內部存在著被結構隱藏的另一場所，而要想真正弄清意義問題，就必須剖析靜態的符號，從而在傳統靜態的符號內部開辟另一種不同的研究空間，這種空間與符號結構的外部或所謂的他者相關，對意義的產生具有重要作用，是構成語言的一種必不可少的元素。 對這一空間的重視實質上就是重視語言的一些物質性特征，如語音、語調、語氣等，就是重視語言使用的具體語境，就是強調參與說話交流過程的主體。 而這些對於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來說都是語言的所謂異質性特征。 我們知道，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只強調語言的內部， 不考慮語言使用的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不考慮人的主體性。 與此相反，克里斯蒂娃特別重視符號的異質性，認為異質性在決定符號意義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們在進行符號學研究中絕對不能忽視這些異質性因素的決定性意義。…

1. 引文性或二重性

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即一個文本中含有另一個文本。 克里斯蒂娃認為，「任何文本都像是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1］（P146）。 這里，克里斯蒂娃的獨特意義在於，她的互文性概念建立在她的泛文本主義之上，「文本」、「另一個文本」或「引文」等詞語在她那里都具有極為寬泛的含義。 她所說的「文本」可以確指一部文學作品，但首先是指一種意義生產過程；她所說的「另一個文本」可以確指另一部文學作品， 但首先是指一切社會歷史實踐； 各種社會歷史文本不一定屬於自然語言，但都「像語言那樣來結構」，所以任何符號系統或文化現象（社會實踐）都可以看做「文本」。 ［13］（P17）…

而在這一二重體系的另一面則是個人化的、前社會化的散漫語言，是與所謂文明以及律法相對的「生食」狀態，也是未被社會秩序干擾的現實界。克里斯蒂娃的象征態與符號態延續了這一對立體系的模式，與借助語法和句法等各種規則運行語言的象征態體系相對，詩歌文本中所充斥著的節奏、韻律和語調的形式，使得符號態能指滲透進象征態體系，從而讓詩性語言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愉悅的、非意義與意義混雜的效果。[9]克里斯蒂娃引入符號態的概念還有著拓展女性主義理論在語言學層面的疆域這一訴求，她借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Timée）中的「子宮間」（chora）一詞來描述這種與母性身體息息相關的，對抗父系社會邏各斯以及律法的和具有多重內涵的陰性語言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