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清楚，克里斯蒂娃不能被稱為形式主義者或者結構主義者。俄國形式主義者本身，事實上，在早期的、看似絕對的形式主義之後（形式主義這個稱呼，最初是它們的敵對者所使用的帶有輕蔑意義的術語），便開始向傾向於社會學的方向進一步發展演變。而大多數的法國結構主義者，除盧西安·戈德曼之外，都傾向於將歷史擱置在一邊，更不用說皮亞傑（Jean Piaget）理念中的認知主體。正如在這本譯著以及先前的克里斯蒂娃譯著中所能看到的，克里斯蒂娃將文學和歷史著作的歷史維度考慮進來，同時分析了主體的角色。盡管這一主體在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是一種異質的主體。

詩性語言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在此處並非因果，也非直接關聯。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紐帶所涉及的內容與薩特在闡釋「介入」（engagement）這一概念時想要表述的邏輯截然不同。薩特將馬拉美看作一個意識堅定的作者，然而這種堅定的意識大部分是通過拒絕他所生活的時代中「資產階級的愚蠢」來呈現的。當薩特在審視馬拉美的詩學實踐時，他摒棄了所有提及「野獸般的本能或者性欲的黑暗歷史」Jean-Paul Sartre, «L'Engagement de Mallarmé», Obliques,1979, pp.18-19,169-194. 的部分。克里斯蒂娃強調了馬拉美文本中的意指過程，並將其文本與馬拉美一起看成現代先鋒文本實踐的雛形。克里斯蒂娃通過關注符號態格局的呈現，揭示出先鋒詩人的書寫實踐與同時發生的無意識的邏輯和隱藏的驅力。盡管這種實踐看似陰郁，但實際上它假定了語言交流的回歸和享樂的特權。在後面的分析中，它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在社會中對自由的肯定，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反抗（盡管它既沒有公開提倡自由或者革命）。它所反抗的社會，是崇尚物質社會的商品和利潤的。

詩性語言形成一種「符號系統」。符號態（le sémiotique）這個詞，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論建構中具有特殊的含義。我們對這個詞的認識，需要將其放置在一種兩極並存的狀態之下。克里斯蒂娃界定了她的兩個關鍵術語：符號態與象征態。這本譯著的第一章細致地界定了這兩個概念，在此總結一個需要一步一步論證的陳述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然而，從少數幾個容易被誤解的概念出發進行解釋是必要的。克里斯蒂娃的關注重心是在符號學（la sémiotique）領域，符號學被認為是研究符號的整體科學。在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研究中，包含著一個特定的領域，她稱為符號態。這一模態被看成是它的意指過程的兩種模態之一，另一種是象征態（le symbolique）。

這兩種模態的區分，盡管並不能等同於無意識與意識，本我與超我，或者自然與社會的區分，但仍與這四組概念存在一種類推關係；從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兩種模態。在這四組相對的概念中，存在著一種重複的辯證過程，其中一個概念來源於嬰兒時期，同時卷入一種性別分化之中。這類辯證法一方面包含了驅力與沖動，另一方面則指向家庭與社會結構。與這一結構唯一的不同之處是，此處所設想的符號態與象征態的對立存在於語言之中，並通過語言來運作。

因此，在克里斯蒂娃對詩性語言這個概念的詳細闡述中，她格外重視拉康的思想和現代語言學理論。拉康理論的炙手可熱，源於他進一步強調了弗洛伊德理論中賦予語言的重要意義。1953年，拉康在羅馬宣讀了一篇引人關注的論文，他在文中提到：「（精神分析學的）資源是言說，在某種程度上，它賦予一個人的活動以意義。它的領域是具體的話語領域，作為一種主體的超個體的現實領域呈現出來。它的運作就是歷史的運作，只有後者組成了現實內部真理的產生。」Jacques Lacan, Écrits, Éd.du Seuil,1966, p.257.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論中，語言學的引入也十分明顯。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