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克里斯蒂娃再次對自己的符號觀做出了總結，「我對『符號表達』和『像徵表達』所做的區分……是為了嘗試將意義理解為『過程』或『進程』，而不是『結構』。為此一方面要明確屬於符號及其句法、邏輯聯系的表達方式，另一方面要明確屬於跨語言的表達方式』』④。

在精神分析與社會歷史之間構建符號的異質性只是克里斯蒂娃解析符號學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她利用符號的異質性打擊一切同質性的話語，以符號的異質性為基礎反抗權力話語，從而試圖為邊緣話語尋求出路。克里斯蒂娃從符號的異質性推出話語的異質性，進而呼籲應承認種族的特殊性與不同身份、地位、性別的特殊性，提倡應尊重他者的存在，建構謀求共同利益的世界主義的社會。

在符號的異質性中尋求社會批判性的理論訴求，使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號學與拉康「漂浮能指觀」大相徑庭，這種理論目的讓克理斯蒂娃成為一個具有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視社會現實問題的學者，是她從符號學角度為社會改革做出的新的理論支撐。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號學既打破了結構主義試圖尋求與現實精確對應的符號的幻想，顛覆了萊布尼茨、喬姆斯基等人尋求語言普遍性的訴求，又在符號研究中加入精神分析維度，從精神分析的視野來透視符號的特性，用主體的生命驅力來解釋符號的異質性，強調了符合意指過程中生命內部的意義生產過程，並結合了社會與歷史的參照，將心理研究與社會研究相結合，將個體研究與集體研究相組合，其理論視野更加廣闊。

二、互文性研究

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影響，提出了互文性理論。互文性理論是針對文本的單一性與穩定性而言，認為不存在獨立、孤立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多個文本的交織。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是她解析符號學理論的進一步延伸，是同一種思想、同一類思路從符號視域到文本觀察的轉移。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為她帶來了巨大聲譽，使克里斯蒂娃的思想成為後結構主義文藝理論批評界的研究重點。

克里斯蒂娃早期曾向法國學術界詳細介紹了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帶動了西方的巴赫金研究熱潮。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指出文本具有復調結構，對文本的詮釋不能局限於一種路徑，要挖掘多種思想在文本中的交流，甚至對立思想在文本中的共存。克里斯蒂娃從詞語對話與敘事對話兩個方面分析了巴赫金思想與俄國形式主義的不同。克里斯蒂娃指出巴赫金發現的詞語的雙重性與文本敘事結構的雙重性，為文本敘述身份、敘述主體、文本中的詞語意義等問題指出了多重性的分析方向。（6）

互文性理論正是將巴赫金的對話原則引入多個文本的交織，及文本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之中。互文性理論強調文本與文本之間的相互滲透，一個文本與存於其中的其他文本緊密相連，它打破了文本的單一性，「任何文本是引語的馬賽克編織：任何文本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轉化」（7）。「互文性指稱一個(或幾個)符號系統向另一個符號系統的轉換」∞互文性理論認為文本不是單一的、固定的，而是破碎的、多樣的，文本指意過程的多樣性使文本的闡釋更加開放，具有無窮無盡的闡釋空間。正如日本的西川直子所指出的，互文性概念把「包圍著文本的外部現實狀況，亦即一方面是身體的欲動和無意識操作的能指的運動(比如類似夢的文本)、另一方面是歷史、社會和意識形態這些東西都廣泛地理解為文本」⑧。

（2015年第8期總第27期〈傳播與版權〉；[作者] 羅美晨，紹興文理學院；朱媛，博士，紹興文理學院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