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在1990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武士們》（Les Samouras）中憶起她初到巴黎時的失望。1965年下雪的聖誕節，來自保加利亞的24歲年輕學生並未在第一時間被「光之城」的富麗堂皇所擊中，而是抱怨巴黎人不知道如何清理積雪。事實上，巴黎冬季的溫度難以帶來俄羅斯白雪皚皚的景觀，雪之於巴黎人而言不過是延遲的雨，說是積雪，實則不久後便會化為灰蒙蒙的泥水，雪的形態蕩然無存。

進入高研院學習的克里斯蒂娃很快就會意識到一種截然不同於中歐文化背景的模糊和曖昧，在她的老師羅蘭·巴特陰翳多變的文筆下，讀者要時不時穿過這種微微泥濘的灰色地帶。三年之後，克里斯蒂娃和同班同學，《原樣》雜誌（Tel Quel）主編菲利普·索列爾斯（Philippe Sollers）完婚，從此定居巴黎。在充斥著各種離奇情感故事和以不羈著稱的巴黎知識分子圈，兩人在智識上棋逢對手，情感上惺惺相惜，轉眼間相伴數十載也成就了學術之外的一段佳話。在巴黎學習期間，克里斯蒂娃不僅在羅蘭·巴特的班上學習，還旁聽拉康的心理分析講座，又得到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和西馬理論家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親自輔導，此般際遇可謂無人能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的理論盛況再難重現，而在眾生喧囂之中，來自異邦的克里斯蒂娃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其中充斥著各種難以描述的並置：身體與語言、欲念與革命、歷史的必然性與機緣的偶然性。在克里斯蒂娃筆下，這些具有本質性與多重性的元素既富有詩性的散漫，又兼具哲學思辨的深度。

一方面，克里斯蒂娃繼承了俄國形式主義將詩歌作為研究對象的傳統，並從當時最為時髦的語言學和心理分析角度入手，又沿襲了結構主義的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她借用心理分析將語言和身體相聯，並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實踐的概念打破了形式主義將詩歌視為孤島的局限，同時也規避了結構主義與現實脫節的弊端。因此，寫就於60年代的《詩學語言的革命》不僅使得20世紀各路理論會聚一堂，而且更是意欲完成一次將文本引向外部空間的理論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興盛於20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絕不僅僅是俄羅斯文學「白銀時代」的理論注腳，更與後來歐陸種種理論流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20世紀20年代前後，歐陸正值思想和文化革新的巔峰時期: 維也納的名流輪番坐上弗洛伊德寓所的沙發；艾略特、龐德和喬伊斯偶爾在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亞書店里小憩；此時的維特根斯坦和羅素則常常流連於劍橋四季常青的草地。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並未被這場聲勢浩大的「現代」敘事拋在身後，阿赫瑪托娃、曼德施塔姆和帕斯捷爾納克這一代俄羅斯詩人沒有完全沉醉於俄羅斯傳統，而是在與歐陸積極的對話中尋求詩歌語言和形式的變化。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與里爾克有長期的書信往來，曼德施塔姆則一度在巴黎索邦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哲學。

（作者：王小姣；作者單位：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譯本：《詩性語言的革命》，克里斯蒂娃著，張穎、王小姣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來源：《中國圖書評論》微信公眾平台 2017-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