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承接了19世紀初普希金和屠格涅夫那一輩作家締造的「黃金時代」；而這一次，在俄羅斯大氣和深邃的文學基調之中，詩人們進行了大膽的文體實驗，也因此使得「形式」成為一個焦點。「形式主義」便脫身於這一時期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詩歌沙龍和詩歌團體。與馬拉美相似，他們強調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即著名的「陌生化」理論；除此之外，他們還主張將詩歌視為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的解讀對象。

這場20世紀初的形式主義浪潮消退數十載之後，巴赫金，這位和形式主義同時期活動但未曾引起更多關注的學者卻憑借克里斯蒂娃在巴黎的宣傳引起了西方學界的注意；而克里斯蒂娃也借助巴赫金糅雜了對話、雜語、狂歡和馬克思理論的超前理論架構而躋身巴黎學術金字塔的頂端。反觀克里斯蒂娃日後的理論和寫作，盡管充斥著上至柏拉圖、黑格爾的形而上學，下至弗洛伊德、拉康的心理分析，但貫穿其中始終未變的是一種喧囂的雜語效果。20世紀40年代，俄國形式主義的重要人物雅各布森與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在紐約相遇，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經由這一次遠在新大陸的不期而遇傳至法國，引發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回顧20世紀裹挾著暴力和血淚，同時洋溢著革命和激變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對現實和幻象的反思之中，哲學與文學理論經歷了數次「范式轉換」（paradigm shift）, 而結構主義毫無疑問是其中最具張力和突破意識的一次變革。

克里斯蒂娃的《詩性語言的革命》則脫胎於這一歷史背景。這本理論著作最初是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論文，因此提供給我們她後來發展的重要理論觀點的最初形態。這篇博士論文為克里斯蒂娃贏得了法國國家博士的頭銜，由於論文答辯委員會中聚集著羅蘭·巴特和戈德曼等一眾理論明星，法國最大的報刊之一《世界報》（Le monde）甚至派記者報道這一盛況。

克里斯蒂娃將這部著作劃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詩性語言的理論闡釋，第二部分是對詩歌文本的符號學解析，最後一部分則在19世紀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中討論了兩位詩人的創作。

大致而言，這部作品關於詩性語言的理論架構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又鑑於後兩部分涉及很多法語的音韻和語法結構問題以及法國具體的社會狀況，所以這部著作的大多數譯本包括英譯本都只翻譯了第一部分。即將出版的本書的中譯本在第一部分之外還提供了後記的中譯，以及克里斯蒂娃本人和符號學家趙毅衡教授為中譯本所作的序。

在這部論著中，克里斯蒂娃將各路理論鍛打、融合，澆築成一個在今天看來難以參透的理論迷宮，但在其紛繁複雜的理論架構背後隱藏著「忒修斯的線團」般的兩條暗線，它們的作用不僅僅是幫助讀者撥開迷霧，更重要的是，借由它們，我們可以嘗試著將《詩性語言的革命》置於更為廣闊的背景之中，從而更好地理解其革新之處。

自柏拉圖將詩人和哲人定性，並將詩人逐出理想國起，詩性與理性之間此消彼長的明爭暗斗就再也沒有停歇。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西方現代文明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產物，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直到20世紀初仍被中國的五四啟蒙思想家們視為救國良方。然而遠在兩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這一文明幻象之前，尼采就已經感受到所謂理性文明之下的暗流湧動。胡塞爾在「一戰」後的著名演說中，將西方文明的危機歸結於自伽利略時代開始的理性崇拜，而海德格爾則批判技術帶來的「阱架」（Gestell），倡導回歸詩性。

（作者：王小姣；作者單位：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譯本：《詩性語言的革命》，克里斯蒂娃著，張穎、王小姣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來源：《中國圖書評論》微信公眾平台 2017-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