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TelQuel是當時最活躍和最具煽動性的團體。這個團體把克里斯特瓦置於巴黎知識分子「名人錄」的核心。她認識了自己的同胞托多羅夫，成了邦弗尼斯特的朋友；在索萊爾斯的幫助下認識了拉康，並參加了他的研討班。她同情法共。或者至少同情它周圍的知識分子小圈子(《新批評》、《法國通訊》)。她贊成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且在幾個月之後，成了結構主義的發言人，聲稱要對結構主義進行概括。那是符號——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奇妙混合，體現了知識先鋒派的欲望，即通過寫作使世界革命化。[3]456—457

1966年的興奮很快感染了克里斯蒂娃，但她的外國人身份賦予她幾分清醒，這使她很快看出了結構主義範式的兩大令人困惑之處：歷史與主體。在這方面，巴赫金對她特別有用。這一年，秋季開學，在雷恩街44號，在巴特開設的「歷史話語研究」研討班上，克里斯蒂娃以博士研究生身份作了一次發言，題目為「巴赫金與小說詞語」。這是她到巴黎後的第一次發言，是這位「異國女子」給巴特乃至法國批評界帶來理論震撼的精彩發言。次年，在這個發言的基礎上，她發表長文「巴赫金，詞語，對話，小說」。「文本間性」這一術語正是在這篇文章里首次現身。

巴赫金認為，文學文本之間的對話是根本性的。因為受到了先前文本的滲透，文學文本參與了複調對話，這破除了原初結構的中心地位。因此，巴赫金拓寬了文學——批評的研究，把歷史結構融入其中。很顯然，他的研究方法一開始就與結構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克里斯蒂娃想給結構主義方法增加歷史之維，超越文本的封閉性，以便使文學文本能為更多的人所接受。她的介紹適逢其時。

熟悉巴赫金的小說理論，了解其對話性的克里斯蒂娃，馬上理解了結構主義的歷史局限，她試圖用巴赫金修正這些缺點，「賦予結構主義以活力。文本與文本之間的對話(她認為這是基礎性的)可以用來處理主體問題(主體是結構主義壓抑的第二個因素)，可以更多地以邦弗尼斯特的方式，把它作為主體間性的一部分重新引入。但在1966年，事情還沒有進展到這個地步，於是克里斯蒂娃回避了主體問題，而是運用了一個新概念，並很快大獲全勝。這個概念便是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e)」。「正是在那時候，我創造了一個稱為文本間性的小玩意。」——克里斯蒂娃後來在接受訪談時說道。即使時至今日，在美國，克里斯蒂娃也常常被邀請以文本間性為題發表演講，撰寫論文，以進一步闡明、發展這個概念。[3]76—77

克里斯特瓦對巴特和整個「如是」集團的影響，已經載入學術思想史。

在提交給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的「1966—1967學年研討班教學總結」中，巴特提到了由克里斯特瓦介紹的巴赫金的思想帶來的啟示：「一種真正的語言空間」不應該是「為真實邏輯服務的一種簡單的線性話語，而是多樣題材的並存(polygraphisme)，其目的在於讓各種寫作和邏輯彼此對話」。[4]「1967年，巴特在接受雷蒙·貝盧爾訪談時說：我們可以談論文學的文本間性，而不是主體間性。(《法國通訊》，1967年3月2日，第13頁)這正是克里斯蒂娃的術語。」[3]79

（原載 中國民俗學網 | 發布日期：2014-09-27【作者簡介】周啟超，男，安徽無為人，文學博士，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