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運用了索緒爾和皮爾斯的理論，此外，本維尼斯特的語言學理論相較於二者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本維尼斯特去世後出版的一本紀念文集中，克里斯蒂娃發表了一篇論文，在其中她提到了語言學的發展趨勢：「排除掉對任何不能系統化、結構化、邏輯化到某種正式的實體領域的探究。」盡管本維尼斯特卷入了同樣的趨勢中，「但是將語言這一對象向實踐領域敞開，語言在實踐中實現自身，超越語言，在語言的基礎之上。語言作為一種整體的對象，要麼相關的，要麼呈現出問題」Julia Kristeva, Jean-Claude Milner et Nicolas Ruwet, eds.,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Éd. du Seuil,1975, p.230.。克里斯蒂娃除了認為考慮主體和歷史對於正確的文本分析是必需的，還同時提倡打破孤立相關的領域之間的壁壘。

事實上，文本分析相較於「文學分析」能更好地統括克里斯蒂娃所從事的研究。文本分析不僅將對美學和形式主體的考察轉移到對文本背景的認識中去，同時也拒絕與文學批評之間的相似性，因為文學批評本身，是通過讓作品面對預設立場或者是作品應當具備的理想概念來評價某部作品的；而文本分析的關鍵點，是考慮到進入著作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如何影響讀者閱讀，並對後者提供一種解釋。被分析的文本，實際上是符號態和象征態格局之間辯證的相互作用的結果。此時，在腦海中熟記「文本」的詞源學意義是有作用的。文本是一種質感，一種「類似線頭、細沙之類的纖細之物互相交織所構成的格局或關聯」（Webster, 2）。但是這種類推關係也止步於此，因為文本不能被看成一塊已經完成的、不再變化的布料——它處在一種永恆的流動狀態中，隨著不同讀者的干擾，知識的加深，以及歷史的向前推進而改變。

因此，所謂「線索」的本質特征相互交織，也將決定詩性語言的存在或離場。這些跟隨著驅力旋轉的，以及在符號態的格局中所編織的內容，組成了克里斯蒂娃所謂的生成文本。這些內容都是在詩性語言中得以實現的。這些由於社會的、文化的、句法的以及語法的制約所產生的內容，形成了現象文本。它們的存在確保正常的交流活動。我們很少會碰到現象文本與生成文本只存在其中之一的情況。一個數學論證可能是一個純粹的現象文本；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的作品，與未混雜的、純粹的生成文本非常相近，蘇珊·朗格曾這樣描述：「在他的作品中，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感知的，也就是說，語言成了一種直接的物質存在。」Susan Sontag,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Vintage,1981, p.25.因為生成文本的存在總是通過語言的物理和物質層面顯現出來的，如在無視詞的意義的情形下將字母和聲音進行組合。

早在1966—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一些論文中就分別詳細闡述了這些理論概念。直到在《詩性語言的革命》這本書中，她才進行了更為系統和細致的論述。這與羅蘭·巴爾特、雅克·德里達、米歇爾·福柯以及其他理論家的著作大致上是同時期的。克里斯蒂娃吸收了這些理論家的理論精髓，正如伊芙琳·H．澤普（Evelyn H.Zepp）所指出的，尤其具體到巴爾特以及艾柯的理論中，克里斯蒂娃「不僅處理了這些概念，而且已經從很多方面超越了他們」Evelyn H.Zepp, «The Criticism of Julia Kristeva:A New Mode of Critical Thought», Romanic Review, January 1982,73（l）:pp.80-97.。

這些理論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算是文學批評家。巴爾特可能是個例外，但也不能把他局限在文學批評這個分類中（克里斯蒂娃在巴黎七大所屬的機構名為「文本與文檔科學研究所」）。與其他理論家一樣，克里斯蒂娃的關注點也是不同學科的「專家們」所關注的內容；但是其他理論家們都毫無例外地嘗試討論「文學」研究之下的基本分支，而克里斯蒂娃的特別之處卻在於提供了一個構想的基礎，從而改變了研究方法，無論人們在文學這個含混的標題下選擇了怎樣的具體方向。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