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並不否認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在人文社會諸學科發展中的作用，但對其局限之處始終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認為，在符號學研究過程中，只有動態地把握符號系統，才能超越結構主義思想的局限，從而在「結構」生成和變化、在「結構」與外部關係中辨證地把握符號。 符號實質上是主體的意識或知識借助於能指而形成的一種物質載體，必然與人及其存在的世界密切聯系。 因此，我們在研究符號意義生成的動態性特征的同時，還必須致力於將符號學研究的觸角延伸到人外部世界的各個方面，特別是非語言性社會、歷史和文化，從而建立起一門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研究方法——解析符號學。

解析符號學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 克里斯蒂娃曾明確指出，「符號的這種解析理論旨在解析自斯多葛派以來以主體和符號為內容的符號學運作基礎，重新確定符號學的方案。 解析符號學——符義分析——決不滿足於笛卡兒式的或知性行為式的對封閉體的描述……它視表意實踐為多元實踐」［19］（P93）。

可見，解析符號學既研究那些以語言為基礎建構起來的事實，也研究那些不能還原為語言的實踐；既重視封閉的結構系統，也關注結構形成前後的不屬於結構範疇的內容。 總之，解析符號學理論是克里斯蒂娃「在符號學的大範圍下提出的一種批評方法，它以意指系統的成義過程（significance）為主要對象，關注說話主體的身份構成，強調語言的異質性（heterogeneous）和物質性（material）層面以及文本的多層表意實踐」［4］（P68）；「是一種通過精神分析對語言學所作的反形式主義的重新閱讀……它將對結構的關注轉移到結構生成的過程，從對能指的關注轉向記號」［20］（P27）。

一般認為，解析符號學主要由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文本間性理論（互文性理論），它揭示不同結構之間存在相互影響、 相互制約的關係；二是意義生產動態理論， 它關注文本的動態結構、轉換機制及意義生成過程； 三是過程主體理論，探討意義形成之前以及意義形成過程中主體的存在方式問題。 由於上文已對互文性理論有所分析，所以下文主要對意義生產動態理論和過程主體理論加以闡釋。

（一）意義生產動態理論

生產是一個動態概念。 意義生產，實質上就是意義生成。 克里斯蒂娃的意義生產動態理論是在馬克思關於商品生產和商品價值產生過程的理論基礎上形成的。 就意識形態批評觀而言，克里斯蒂娃是一個「新馬克思主義」 的推崇者。由於她出生於保加利亞，所以她擁有良好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背景，她曾經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所進行的批判性研究有所考察和探討。 在她看來，馬克思是實行符號學批評的第一人，因為馬克思與傳統思想的斷絕是通過大量的政治與經濟的意指實踐分析進行的。 馬克思的有關價值產生於生產之中以及商品存在於交換過程之中的觀點對克里斯蒂娃思考文本意義的來源問題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克里斯蒂娃認為馬克思對交換體系的批判性考察與其進行的文本、意義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文本的意義同剩餘價值一樣是在文本生成過程中產生的，並且會在形成過程中存在差異性。 也就是說，文本具有開放性和未完成性等特點，其形成過程就是意義的變化或積累過程。 克里斯蒂娃將文本與商品類比，將其按資本市場運作的模式進行分析，揭示了文本意義的流動性和交互性，徹底粉碎了靜止封閉的文本意義觀。 商品進入流通領域，通過買賣交換才具有價值。 與此類似，文本也只有經過傳播，被讀者消費，才會產生價值，具有意義。［21］（P36-40）

［19］ 史忠义. 20 世纪法国小说诗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0］ OLIVER KELLY. 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M］. Routledge，1993．
［21］ 王瑾. 互文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