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的理論具有顯著的跨學科優勢，呈現出多維結構的理論特征。設定文化史、個人史以及文本這三種場面，構築貫徹三者的理論，是克里斯蒂娃的基本方法。克里斯蒂娃以精神分析為邏輯起點，以後結構主義為理論目的，以符號研究、文本研究為理論運用，建構了多元邏輯的學術系統。以精神分析看待結構主義，克里斯蒂娃不但研究了結構主義隱去的主體問題，更探討了結構主義避而不談的結構的來源問題。其符號觀、文本分析也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尋找支撐依據，從心理與文化的雙重層面探究符號與文本的意義。

克里斯蒂娃的理論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克里斯蒂娃將巴赫金的理論介紹給法國學術界，使法國學者接受了巴赫金的理論，並逐漸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巴赫金研究熱潮。克里斯蒂娃的符號觀影響了羅蘭巴特，羅蘭巴特曾感謝克里斯蒂娃幫助他「從一種產品的符號學轉變到一種生產的符號學。」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觀念更是成為文學批評界的經典話題，是後結構主義文本觀的代表性話語。文論家拉曼·塞爾登(Raman Selden)注意到了克里斯蒂過程主體與互文理論的重要性，認為「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理論從一個更為激進的視點向『傳統』與『影響』等觀念提出了挑戰」。

總之，克里斯蒂娃是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等領域的代表人物，其學術具有非常廣泛的交叉性，具有顯著的跨學科優勢。克里斯蒂娃的文化詩學以精神分析為基點，從主體的生命體征出發，反對靜止、封閉、探究核心與本質的文本詮釋觀，否認符號能指與所指的對應，否認符號具有固定的指意性，在能指的遊戲與虛空中建構文本的意義。克里斯蒂娃的文化詩學，確立了文本詮釋的新局面，不但將各個不同的文本交織起來，而且開啟了文本、文化、心理研究三者結合的研究路徑。

1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tr Margat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171．
2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tr Margatet Wal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p171-172

（2015年第8期總第27期〈傳播與版權〉；[作者] 羅美晨，紹興文理學院；朱媛，博士，紹興文理學院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