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亞·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理論批評界和知識分子界不容忽視的存在。她也是這一代法國主要理論家中唯一的女性，她的理論成果因挑戰了長期以來男性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思想傳統而更顯矚目。美國學術界對她著作的譯介並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地迅速克里斯蒂娃的《詩性語言的革命》法文版出版於1974年。1978年，德譯本正式出版。英譯本出版於1984年，距離法文原版出版時間達十年之久。

在此之前，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被譯成英文版的有：《中國婦女》（New York: Urizen Books,1977），論文集《語言中的欲望》（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和《恐怖的權利》（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但也已開始逐步認識到她的理論著作的重要性。我們旨在縮小這一差距，而隨著對《詩性語言的革命》的翻譯，克里斯蒂娃基本的理論著作已可供讀者閱讀。

克里斯蒂娃的理論目標是將詩性語言（這個概念很快會討論）看成一種意指過程。也就是說，將詩性語言看成一個言說主體生成的符號系統，而這類言說主體處在社會和歷史領域之中。書名中的「革命」指向的是在19世紀開始出現的深刻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持續的價值。這場革命影響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學」，但是它也通過一種雖不盡相同卻息息相關的方式影響著其他領域。


事實上，哲學和歷史已經發生改變，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也已經深入到理論研究之中，只有掌握了它們，我們才能認識到詩性語言的革命本質。克里斯蒂娃在這本書中集中討論了大量的哲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文本（同時對它們進行了批判分析），用於支撐她的主要論點：19世紀後象征主義的先鋒性在文學「再現」中引發了一場實在的突變。倘若這種轉變的過程可以得到印證，那麼人們也可以在其他歷史時期的關鍵著作中找到類似的對於革新的醞釀。

在本書提及的概念中，某些定義或者分類已經比較明晰。如「革命」這個概念已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事實。1970年，路易·阿爾都塞給這個概念提供了一個頗具挑戰性但精准的界定，他認為：「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的時代可能會有機會，被我們所能想像的最戲劇性的、最耗時費力的嚴峻考驗打上烙印，即發掘我們人類存在的最簡單的事實——聽說讀寫以及這些行為中的熟練度。」Louis Althusser, Lire le Capital, FM/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1970, pp.1-12. 他再次強調，我們將這種「令人無所適從的知識」歸功於少數幾個人：馬克思、尼采以及弗洛伊德。

那麼，詩性語言究竟該如何被界定呢？在這部克里斯蒂娃著作的語境中，詩性語言包含著「文學」與「詩歌」的概念，但是抽離了這些概念通常所具有的意義；因此，此處的詩性語言並不指向所謂的「純文學」或者韻律詩。詩性語言這一概念來源於俄國形式主義，特別是奧西普·布里克（Ossip Brik）的理論。1917年，他在莫斯科創辦了詩性語言研究協會，這一協會的成員與莫斯科語言學小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布里克看來，詩性語言是與口頭語言相對的，口頭語言以交流為主要目的，而詩性語言則包含了布里克和其他語言學者關注的超理性語言。「任何試圖將詩性功能領域限制在詩歌，或者將詩歌限制在詩性領域的努力，最終都會導致一種過分的、誤導的簡單化。」Roman Jakobso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de Minuit,1963, p.218.

但是，無論是布里克還是雅柯布森，他們對詩性語言的界定都不足以說明克里斯蒂娃的詩性語言的概念。在克里斯蒂娃看來，一方面，她認同雅柯布森將詩性語言看成語言對常規的偏離；另一方面，她並沒有將詩性語言看成語言符號的子碼（sub-code），相反，她認為詩性語言代表著語言的無限可能性。所有其他的語言行為，僅僅是內在於詩性語言的所有可能性的部分實現。從這一觀點來看，「文學實踐，可以被視為一種對語言的可能性的探索與發現；一種將主體從一系列的語言學、精神和社會網絡中解放出來的活動；以及一種打破語言慣性的動態性，並授予語言學一種研究符號的意義生成的獨特的可能性」Julia Kristeva, Séméiôtiké,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Éd. du Seuil, 1969, pp.178-179.。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