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重視語言的固定意義形成之前的所謂的意義生產過程，她試圖通過研究意義生產過程來闡明意義的來源問題，從而實現研究文本符號意義外部空間的可能性。 她認為在構成結構的體系內部存在著被結構隱藏的另一場所，而要想真正弄清意義問題，就必須剖析靜態的符號，從而在傳統靜態的符號內部開辟另一種不同的研究空間，這種空間與符號結構的外部或所謂的他者相關，對意義的產生具有重要作用，是構成語言的一種必不可少的元素。 對這一空間的重視實質上就是重視語言的一些物質性特征，如語音、語調、語氣等，就是重視語言使用的具體語境，就是強調參與說話交流過程的主體。 而這些對於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來說都是語言的所謂異質性特征。 我們知道，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只強調語言的內部， 不考慮語言使用的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不考慮人的主體性。 與此相反，克里斯蒂娃特別重視符號的異質性，認為異質性在決定符號意義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們在進行符號學研究中絕對不能忽視這些異質性因素的決定性意義。 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在借鑒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克服並超越了傳統語言學中意義作用（signification）的範疇。 」［2］（P115）

另外，我們應該注意到，為了進一步討論解析符號學如何在結構主義的符號系統基礎上建立語言的意指過程，克里斯蒂娃還引出了生成文本（genotext）和現象文本（phenotext）兩個概念。 她指出，生成文本表示的是非系統的、前現象的本能衝動的釋放；現象文本指的是可感知的、可分析的、可用結構描述的符號意指系統。 這二者之間有一個重要特征，即生成文本與現象文本具有異質性，但生成文本卻在現象文本之內，它一方面受社會約束， 另一方面又不斷沖破此約束，其本能衝動的釋放是在意指系統內完成的。 ［22］（P36）

換言之，二者具有互為依賴的關係：現象文本是生成文本的表層，即被意指的文本結構；生成文本是現象文本的深層，即意指過程的生產性。 對於克里斯蒂娃而言，生成文本是語言中的潛在驅力，是文本意義生命力的所在。 因此，文本具有多重意義，它由能指不斷產生、活動、再活動、再重組並不斷擴散，而不是一個被動消費品，一個被化約為溝通、再現或表現的語言。

顯然，克里斯蒂娃的意義生產理論注重強調講話者與聽眾、自我與他人之間、內部與外部之間、話語與社會歷史之間對話的重要性，修正了主體作為在一切話語結構中的統治地位。 在《公式的產生》 一文中， 克里斯蒂娃說得更為清楚，「文本不是一個語言學現象， 不是言語匯集中出現的那種平淡無奇的意義結構，而是意義結構的生產（engenderment）本身，是記錄在印刷文本這一語言『現象』、這一現象文本上的產生過程。 然而，只有縱向上溯語言類型和成義行為拓撲學的淵源，才能讀懂現象文本」［23］（P219-220）。 克里斯蒂娃眼中的文本是一種生產力，是一種動態的意義生產過程、生產程序。

（二）過程主體理論

所謂過程主體理論就是反對理性主體一統天下，嘗試將過程中的無意識主體納入意指系統的主體理論，與過程主體理論密切相關的有兩對關鍵概念——意識和無意識、記號和象徵。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號學從一開始就將結構之外的東西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 她認為語言具有動態性和物質性，不能將其簡約為邏輯命題或能夠為理性所隨時把握的層次。 ［16］（P27）而結構主義雖然將人類主體納入結構之中，但並沒有對人類和主體進行重新研究，從而使近代的理性主體自在於結構之外。 我們知道，結構主義沒能表述創造出結構並促使結構變化的力量以及超出結構使結構不成其為結構的因素。 ［18］（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