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符號的互文性

1967 年，克里斯蒂娃在法國《批評》雜誌上發表題為《巴赫金：詞語、對話與小說》的論文，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intertextualité）。 她宣稱：「『文學詞語』是文本界面的交匯，它是一個面，而非一個點（擁有固定的意義）。 它是幾種話語之間的對話：作者的話語、讀者的話語、作品中人物的話語以及當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

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體間性，詩學語言至少可以進行雙聲閱讀。 」［1］（P145-146）「Intertextuality」（互文性）一詞從構詞角度來看可分為兩部分：前綴「inter」表示「相互間的」、「彼此間的」、 「相互、相涉、相融」的含義，根詞「text」在拉丁文中為「編織物」之意。 綜合起來看，「互文性」可以 理 解 為「文本之間的關係」，或 稱「文本間性」、「間文本性」、「文本互涉性」等。 克里斯蒂娃把互文性定義為符號系統的互換關係，或符號系統的互文性結構。

（一）互文性理論的思想基礎

互文性理論是當代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產生的一種文本理論。 它涉及當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論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精神分析學以及哲學等，覆蓋面十分廣闊。 下面分別加以討論。

1. 西方馬克思主義

克里斯蒂娃推崇西方馬克思主義，而且她的符號學思想也較多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的色彩。 1970 年，克里斯蒂娃在《作為文本的小說》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體系進行批判的過程中所作的關於商品流通和交換的考察，與她自己在研究符號意義的過程中對意義的生產及傳達的關注極其相似。 她借鑒馬克思實踐批評思想，將其運用到自己的符號學研究中去。 可以說，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研究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符號學領域的應用和發展。 馬克思在構築自己的理論過程中極為重視政治經濟實踐。 與之相似，克里斯蒂娃在符號學研究中反對對符號進行靜態研究的結構主義方法， 主張對符號進行動態研究。也就是說，克里斯蒂娃把意指實踐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 ［2］（P114）

2. 結構主義符號學

克里斯蒂娃在符號學闡述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批判結構主義符號學局限性的同時，受到其創始人索緒爾語言觀的影響。 雖然她反對索緒爾的靜態語言觀，更強調語言符號意義的動態性和形成過程性，但不可否認，索緒爾思想是其符號學的基礎。 克里斯蒂娃接受索緒爾的語言系統思想，並對其進行擴展。

她從文化符號學觀點出發，認為任何文化現象都是一個整體［3］（P167-169）。整體中的各個組成部分相互影響，相互關照。 克里斯蒂娃在社會與歷史大文本中思考問題，並把社會與歷史當做文本本身，這與索緒爾在語言這一大系統中思考言語問題、探索語言的本質具有相似性。 同時，雖然克里斯蒂娃反對能指與所指的簡單對應關係，但她還是接受索緒爾對符號的這種二分，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自己獨特的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研究。

沒有索緒爾提出的能指與所指關係問題，沒有他所提出的意義研究問題，就沒有克里斯蒂娃所說的意義生成性問題。 結構主義符號學既是克里斯蒂娃理論的批判對象，也是其誕生的搖籃，對其形成、發展甚至成為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理論發展方向的思想體系非常重要。

（符號的互文性與解析符號學——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研究，2011 年 5 月 求是學刊 May, 2011第 38 卷 第 3 期 SEEKING TRUTH Vol.38 No.3；作者：王銘玉；[黑龍江大學 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天津外國語大學，天津 3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