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江寧模式

江寧區作為南京市的近郊區，提出了“農民生活方式城市化、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農村生態環境田園化和山青水碧生態美、科學規劃形態美、鄉風文明素質美、村強民富生活美、管理民主和諧美”的“三化五美”的美麗鄉村建設目標。…

————基於安吉、永嘉、高淳、江寧四地的調查

摘要:通過對浙江省安吉縣、永嘉縣和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江寧區四地的美麗鄉村建設進行實地考察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深入分析和探討4種模式的特色、共同經驗和存在的普遍性問題。認為4種模式共有的經驗在於：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規劃引領、項目推進，美麗鄉村建設不是給外人觀賞的，更不能僅僅以城市人休閑旅遊養生為目的。美麗鄉村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在本地的農民提升幸福指數。評價美麗鄉村建設的根本標準是增進農民民生福祉，讓農民真正享受美麗鄉村建設成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提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並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明確了新時代鄉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將更加有力地促進農村和諧穩定。“美麗鄉村”是人類居住環境的根，人類生活環境的理想天堂。而“美麗鄉村”建設，是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雖然十九大報告沒有直接表述實施城鎮化戰略，但關於城鎮化相關內容和部署，恰恰說明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性，對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殊作用。因此，在美麗鄉村的建設中要把握好六個結合。 …

保障國民待遇是美麗鄉村建設的關鍵

長期的城鄉差異、工農業差異帶來了當前發展不平衡的現實，這有著國家政策、法規不平等的體制原因，體制強化了不平等，不平等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這種二元結構，不僅強化了農村資源的單向流動，使農村衰蔽、農民尤其是高素質的農民流失不可避免（也是應然現象），更使得農民身份固化，即使流動到城市的農民工，多數仍無法分享城市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基本福利，無法充分分享城鎮化運動帶來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提升的紅利。身份固化，利益分配的弱化，使農民成為社會底層階層。身份固化了社會的不平等，階層性貧困隔代傳遞，最終形成人為的階層對立、社會割裂，不僅不利於社會穩定，更是阻滯農民整體性發展、富裕的巨大阻力，是農村長期性貧困的體制性原因，最終拖慢了國家現代化的步伐。…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後起國家追趕型的現代化道路，社會資源集中、政府主導是基本的要素，這種現代化路徑與西方發達國家內生的現代化途徑差異明顯，兼之傳統文化與國民意識、超大型國域范圍與超大規模農民數量等因素，我國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與發展結果有著鮮明的特色。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勾畫的建設美麗中國、打造生態文明的宏偉藍圖中，美麗鄉村建設是其中重要一環。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論斷、新舉措，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我們研究美麗鄉村建設指明了指導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觀念樹立：農村現代化變遷中的基本要素…

村落的文化價值

中國的村落文化不僅表現在山水風情自成一體，特色院落、村落、農田相得益彰，形成的獨特村落景觀，更主要地表現在村落所具有的信仰、道德，村落所保存的習俗，村落所形成的品質和性格。當我們戴著審視村落文化價值的眼鏡走進村落時，你就會發現村落是一座文化的寶庫，這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意義和鄉土情懷。…

費孝通在他的《鄉土中國》一書中，將中國社會性質斷定為鄉土社會，而構成中國鄉土社會的基礎單位就是村落，從三家村到幾千戶的大村。中國悠久的農業文明和農耕歷史造就了我們今天所言的鄉土社會，也造就了我們所看到的各種形態的村落。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後，工業化運動使得我國農業社會的基礎逐漸瓦解，結構不斷解體，這種趨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變得愈發明顯和不可扭轉。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一個個現代主義字眼里所包含的實際意義並非像它們字面上所反映的要發展工業、建設城市、進入信息社會那樣簡單，實質上，對中國的鄉村社會而言，它們更像一張無所不包的大網一樣，將廣大村落的鄉土根基慢慢拔出，並用各種冠以現代性的要素以替代之。農業的雕敝、農業人口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而生的鄉村的衰落似乎都在宣告著鄉土社會的分崩離析。

據統計，2000年，中國還有370萬個鄉村。…

今年8月，太行山中的許村國際藝術節舉辦，這是一個真正在鄉村與鄉民互動的藝術家獨立項目，引起大家關註。這些年來，隨著藝術介入社會的命題越來越凸顯，有關藝術家的鄉村建設也成為展覽和爭論中的熱門話題，當然那些堅守藝術本體論而反對藝術社會學的人總抱著不認同的態度，種種質疑都是以圍繞藝術的社會學結果為依據，而不是從其程序價值而言的，這個程序價值即：藝術家的行為本身到底有什麽可能性提供給社會思考。…

迄今為止，我們發現最早提出“鄉土文學”概念的是周作人。1910年，在為自己翻譯的匈牙利作家約卡伊•莫爾(周譯：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說《黃薔薇》撰寫的序里，周氏在兩重意義上肯定《黃薔薇》為“近世鄉土文學之傑作”，其一為“多思鄉懷古之情”，周氏這里所說的“思鄉”與後來魯迅概括的“鄉愁”有所不同，而與古典文學中的“思鄉”有更多的淵源；其二為“風俗物色，皆極瑰異，……諸平原為狀，各各殊異。或皆田圃，植大麥煙草，荏粟成林，成為平蕪下隰，間以池塘，且時或茂密，時或荒寒，時或蒼涼，時或艷美”[4]12。這就是周氏後來所說的“特殊的土味和空氣”[5]44、“鄉土的色彩”、“鄉土趣味”[6]104-105。在為劉大白的詩集《舊夢》撰寫的序文里，周氏是這樣解釋“鄉土趣味”的：寫出“真的今昔的夢影，更明白的寫出平水的山光，白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聲”[6]104-105。…

在對於中國現代“鄉土文學”這一理論概念的理解上，一直存在較大的分歧。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頗有各家自說自話的趨勢。分歧的根本點不在於對“鄉土文學”這一概念中的“鄉土”內涵的不同理解，而在於對“鄉土文學”這一概念的整體性把握上。歷史上的分歧和政治語境的變化，使“鄉土文學”這一融合了中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復雜概念顯得迷霧重重，本文試圖追溯鄉土文學理論從醞釀到形成的歷史，縷析鄉土文學的內涵，從而為被泛化、模糊化和狹義化而令人莫衷一是的鄉土文學尋找理論支點。…

三、對文化產業“十二五”規劃編制的幾點建議

（一）高水平、高規格制定國家級文化產業專項規劃…

（二）規劃編制思路有偏差

現行的文化產業規劃模式奠基於計劃經濟時期，隨著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其弊病逐漸暴露無遺。我國各級“十一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編制較多地延續了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發展計劃生成模式。文化事業的計劃編制意識依然牢牢地紮根於規劃編制者的頭腦中。從目前一些地方制定的文化產業規劃看，編制機構對“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之間關系的認識依然存在偏差，潛意識裏仍然認為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關系是簡單的主從關系，文化事業的重要性遠遠高於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只能依附於文化事業而存在。由於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關系認識存在誤區，並且，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迅猛、數據滯後，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撐政府部門的決策，政府部門不得不使用早已習慣的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規劃文化產業，導致文化產業規劃被淹沒在文化建設（發展）規劃中，籠罩在文化事業規劃的光環之下。…

有些定性目標過低，導致發展失去動力。《北京市“十一五”時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的發展目標定為“把北京建設成為全國的文藝演出中心、出版發行和版權貿易中心、廣播影視節目制作和交易中心、動漫遊戲研發制作中心、廣告和會展中心、古玩和藝術品交易中心、設計創意中心、文化旅遊中心、文化體育休閑中心”。國家首都成為國內文化產業各領域的中心應該是不難實現或者已經實現，目標太低，沒有站在全世界文化產業發展格局的高度看待文化產業，沒有考慮到北京在文化“走出去”戰略中、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甚至世界文化產業發展格局中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起不到首都在文化產業發展領域的引領和榜樣作用。其實目標過低不是個別現象，在不少省區市的規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還有些目標實際上是為指標下降預留了很大空間。…

1998年文化部設立文化產業司以來，中國文化產業的戰略地位不斷提升並在國家相關政策的鼓勵、引導下，逐步發展壯大。文化產業的順利發展與黨和國家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對文化產業的重視關系密切。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十五”規劃的建議》第一次明確使用了“文化產業”的概念。2001年3月，“文化產業”一詞被正式寫進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綱要》，確立了文化產業作為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形態的地位。2006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中國第一個關於文化建設的中長期規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把文化發展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加以統籌規劃，進一步推動了文化產業發展。除此之外，國家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等分別出台了國家級文化產業行業內部專項規劃，多數省（區、市）、市縣制定了地方文化產業專項規劃和行業內部專項規劃，初步建立了文化產業發展規劃體系，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於加快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的幾點思考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加快發展文化創意、數字出版、移動多媒體、動漫遊戲等新興文化產業。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明確要求，推進文化產業結構調整，推進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為此，必須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加快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推動文化產業又好又快發展。

一、文化創意產業：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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