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正式界定“鄉土文學”是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不過，此前周作人有關“鄉土文學”的概念、理論雖然是零星的、不成系統的，但其基本觀點和評價準則是非常明確的，並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批評也發展了另一套概念、標準。從周作人到茅盾，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理論經過暗含爭辯的醞釀期，初步形成了鄉土文學發展的兩個向度，其一是周作人所闡發的、以地方色彩、風土人情為特色的、趨於趣味主義的鄉土文學；其二是茅盾所堅持的、以文學為人生為宗旨的、提倡反映農村經濟破產和農民艱苦生活的農民文學。這兩個向度被魯迅在《小說二集導言》中整合成相對完整的鄉土文學理論。魯迅一方面采用了“鄉土文學”這個在中國現代文壇有著傑出的創作實績、並為國內外文學批評界廣泛接受、認可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啟蒙主義的、改良人生的文學觀為“鄉土文學”注入了新的精神實質，而這種新的精神實質與茅盾一貫堅持的對農民生活、生存狀況的關注是一致的。正是基於這種一致，茅盾暫時放棄了自己一直搖擺不定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品”、“農民小說”、“農村小說”、“農村生活的小說”等概念、術語，以後隨著政治語境的變化，茅盾又沿用了以前的術語，但基本觀點卻沒有大的變化。

在《小說二集導言》里，魯迅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從題材范圍、作品內容與視角、啟蒙立場與鄉土思念等幾方面來談論、界定鄉土文學：“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15]9就題材范圍而言，鄉土文學是僑寓在北京的作者，“敘述”“關心”自己的故鄉。從魯迅所談論、引證的作品可以看出，“故鄉”指的是當時偏遠、落後、遠離北京的農村、鄉鎮乃至城市，這種地域限定與今天的農村與城市的分野不同。因為隨著中國社會現代化、城市化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的城鄉區別已遠非一個世紀之前可比。那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思想觀念、生存方式都不是“現代性”的，只有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才得風氣之先，以現代觀念衡量中國，就不難得出“鄉土中國”的結論。因此，魯迅所說的“故鄉”的地理意義在於它是偏遠、落後的象征，貴州、榆關以及後文論及的《柚子》的背景長沙無不如此。換言之，在北京的作者以現代性的眼光回眸故鄉，貴州、榆關、長沙都是“鄉下”。因而，鄉土小說在題材上就是離開故鄉、僑寓在北京的作者講述偏遠、落後的故鄉“鄉下”的故事。在當前對鄉土文學題材范圍的討論以及不同學者的實際研究中，各自設定的標準是不同。隨著城鄉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如果我們再把以長沙為背景的作品歸入鄉土文學，難免有刻舟求劍之嫌。但我以為，魯迅劃定鄉土文學題材范圍的標準和精神依然適用於今天的鄉土文學：偏遠、落後的地區，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思想觀念、生存方式是非現代性的。

鄉土文學的內容與視角問題，其實暗含著地方色彩論與民生疾苦論之爭。前引魯迅對鄉土文學的界定，可以理解為鄉土文學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作者對故鄉的“敘述”與“關心”的文本形式。“敘述”是對故鄉的展示，展示的主要內容和方向有兩方面：地方景物風貌④和人的生存狀態，而後者則是作者“關心”的主要對象。在鄉土文學的這兩個重要向度上，周氏及其追隨者與茅盾基本上是各執一詞。這其實關系到鄉土文學寫什麽、往哪里發展的問題。魯迅把周作人所推崇的“地方特色”稱為“異域情調”，並從總體上準確地判斷當時的鄉土小說因為“隱現著鄉愁”，所以異域情調並不多見。正是“鄉愁”——不僅源於作者的懷鄉之愁，還源於作者因故鄉經濟蕭條、思想愚昧而產生的憂愁——致使“異域情調”在作品中受到壓抑。在魯迅看來，這種被壓抑的“異域情調”對鄉土文學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產生“開拓讀者的心胸”的良好藝術效果，也可能有“炫耀”作者“眼界”之虞。這就要靠作者掌握藝術表達的“度”了，而這個“度”無疑與作者的創作旨趣直接相關。如果作者情系故土、心系民生，異域情調自然會開拓讀者的心胸；反之，如果作者漠視故鄉民生現實而落入一己之趣味，異域情調就有可能成為作者炫耀眼界的資本。本質上，異域情調是鄉土文學的內容和方向之一，也是一種視角和技巧。魯迅以作家良好的藝術感，肯定了異域情調作為視角、技巧的意義，又以現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警示性地批評了對異域情調的不當追求，其理論洞見是藝術素養與藝術觀的完美統一。事實上，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在濃郁的鄉愁籠罩下，確實普遍壓抑了對異域情調的抒寫，而被壓抑的異域情調後來由於國情現實、時代潮流、藝術趣味以及讀者閱讀期待的相應變化，在80年代以降的鄉土小說中得以舒展，乃至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