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上，村落在內陸河岸形成，沿河聚居，進行農業生產，興修水利，需大批人力集結；加之地勢平坦，位置中原之地，無外力頻繁騷擾，亦無海洋貿易往來，人民安土重遷，缺乏自由活力，專制制度容易形成。中央集權封建制度逐步確立。在修築宏大工程的過程中，中央集權專制控制鄉村，壓制個體，層層權力遞加壓迫，而農民恰恰處於鏈條最底層：進行耕作而無地，地主成為其對立面的有產階級，農民無法享受資源，始終處於蒙昧無權勢與資本的狀態——這就塑造了中國千百年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的愁苦表情。

然而，更為悲哀和致命的是，在經濟結構上，與宗法封建制相匹配的以農村為載體的自然經濟占據中國兩千年，根深蒂固，使生產力處於靜止狀態，朝代的更替始終處於輪回狀態：一個朝代經過數十年或百年的積累而成的思想結晶或體制試驗，總被下一個朝代砸碎毀滅，而新朝代伊始，一切又是從頭再來。這樣一來，無論是思想文化、政治體制還是社會結構上，中國始終處於輪回狀態。這也解釋了自秦朝帝制以來，中國就已然定形。排斥外界而導致中國成為“異數中的異數”。近現代啟蒙者面對國民，感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無力感，正是對鄉間人物的無奈回應。

面對西方的啟蒙，讓鄉土文學的寫作者們暴露在如此深廣和紮實的鄉間愚昧之前。“城市化”和“現代化”從來就不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之中。市場貿易直至宋代才屬於非常小的一支。一直到明清面對外來者，自然經濟仍在頑固瓦解資本主義萌芽，扼殺資本主義之壯大。到了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仍在鄉間。換句話說，悲哀的是，兩千年的中國大地上，上至天子、諸侯、官員，中止士大夫地主鄉紳，下至農民，始終在宗法與封建的內外強力下生存，也就是說中國好似一個體制森嚴的大農村，城市化始終沒有，更別說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形成的啟蒙。五四時期啟蒙者所批判鄉間的種種積習，人格的劣根性，當有內外合力導致如此。從最早的中國人在河岸紮根，到社會、國家形成，由地理、環境、政治、經濟以及初民最早的信仰導致千百年來中國穩定的鄉土性。商業化城市從未出現。中國背負最重，體味艱辛最深，在生活的弓箭上彎曲最大的，恰是最廣大的農民，是他們主要構成了鄉土中國。可恨可悲可憐的愚昧性格和頑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廣大農民身上的痼疾，呈現在鄉土作家們面前。

我無意厘清“被啟蒙者”需要“啟蒙”之原因的合理性，我想說明的是，呈現在鄉土文本中的“土氣息，泥滋味”和它蘊含的種種美與醜是如何從遠方流入作者和讀者的視野的。而這尤為關鍵，擁有上下五千年歷史的鄉土中國在近代來臨以前自視為世界之中心，並且也確實是世界軸心文明之一。大陸型農耕文明不出意料的成為大一統文化，王朝固步自封，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導致鄉村文化畸形。由於缺乏異質文化並存的觀念，中國儼然如一個未受外力滋養的自給自足的健壯的生物體，其它地域文化未真正影響中國的一切，中國文化的傳播方式處於由內向外，單向性輻射，形成中華文化圈，難以接受新質，或者對少有的異質文化進行面目全非的同化和改造。而當鄉土中國進入“現代化”語境，“現代性”與“傳統性”發生前所未有的沖擊，黔之驢見到完全異類的生物體——進而帶來的革命性變革，我們對它的考察的目光不能不追溯到鄉土中國的原點。這樣一來，世界范圍內的落差在被黃仁宇稱之為“大歷史”觀的場域中，被大大拉大了——當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興起，大革命倡導被當今認為是普世價值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誘人口號時，中國的農民們仍在兩河流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草屋中祭拜天地祈禱有個好收成；然有力而強者，仍在操縱鄉間，生死場中的陰謀不斷上演。

“現代化”進入鄉土中國

及至近代，西方已成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亟需擴張市場掠奪勞動力，政治上占有殖民地撈取特權以支持其經濟利益，文化信仰上基督教傳教士也開始堂而皇之地進入中國。鄉土中國一直在輪回靜止地發展，而西方以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推動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在不斷出現新的變化，資產階級一直上升，並最終成為統治階級。伴隨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結果是現代化啟程：生產工具的革新，對自然的征服，都市的擴張，利益的最大化。而當閉關鎖國的鄉土中國進入西方的視野時，一個更為重要的變化呈現在歷史面前，那就是傳統的鄉土中國踏入現代化的進程之中。

說到“現代化”，我想，擺在人類面前的諸多選項中，最重要的就莫過於它了。“現代化”（下文不再標引號）蘊涵很多，生活生產，政治體制，社會結構，藝術建築，軍事管理，尖端科學……墨西哥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說，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宿命。當今世界，民族國家競相建造成為現代化國家，在國家的層面上，現代化讓整個人類世界飛速發展，只是不知這個發展的終點站是毀滅還是光明，姑且不管現代化的合法性，它帶給人類和自然以怎樣的改變，（3）有一點是不可置疑的——它的核心所指卻只是世間的最平凡的每一個人。它影響著每個人最日常的生活。

現代化在農耕文明中不會存在。由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邁進，參照系形成，事物有了比較，世界和人類的思維便發生革命性變化。鄉土中國進入這個參照系，帶來太多的陣痛。

在經濟和社會結構上，近代商業城市在鄉土中國的沿海地域開始慢慢形成，中國開始出現城市化，這一進程至今仍在不斷繼續。城市化帶來的後果是針對鄉土的：伴隨商業的運行，資本階級的成長和市儈階層的形成展現出“人”的異化；城市對環境資源的掠奪、汙染和對人力資源的調配、占有；對農耕地的侵占、利用……異質文化力量的入侵導致鄉土中國進行前所未有的一次再分配，社會秩序失衡，打破鄉間靜態的勞作。生的艱辛，死的痛苦，在農村進入現代化語境中，變得更加豐滿。也正是這樣，當鄉土中國迎來現代化進程時，鄉土文學才在兩種文明的現代性沖突中，凸顯其本質意義。

而這兩種文明的沖突，集中呈現在“都市”與“鄉村”的對照中。鄉土作家來自鄉土，進入都市，“喬寓的只是作者自己”（4）而非作品。“而作者童年少年時期的鄉村作為一種固定的、隱形的早期經驗完整地保留在作家的記憶之中”。（5）鄉土社會給作者留下強烈的“戀土情結”使部分的作家（“地之子”、自詡為“鄉下人”）在進入都市後，面對具大的文化和文明的反差，第一次有了“人”的覺醒，面對嶄新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亟需重構。而童年的鄉村生活成為鄉土作家穩態的心理結構，讓他們采取以“鄉下人”的生存方式對都市進行哲理性的思考（6）。“庸常”（兩千年來鄉土中國穩定的代代相襲的恒常不變之生存樣式）與“常變”（都市—現代文明帶來的日新月異的生存模式之變異）的沖擊與交織，守變與應變二者的力量失衡帶來的鄉下人的悲劇命運，成為部分鄉土作家（沈從文為代表的鄉土浪漫派作家）的主題指向，也促使他們思考現代化帶來的“物化了”的“城市文明”的另一面。